“大家可以在股市看到可再生能源的美好前景。比尔·盖茨也在德国投资了太阳能装置，他知道今后该从哪里取得利润。”

　　撰稿／贺莉丹(记者)

　　5月26日，德国海德堡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知名深度报道节目主持人法兰兹·阿尔特(FranzAlt)接受《新民周刊》专访，畅谈环保和可再生能源问题。

　　生态经济是利润之源

　　记者：在德国，政府有哪些支持农民保护环境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措施？中国目前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其中有个项目是国家帮助农民建设一些沼气工程。

　　法兰兹·阿尔特：德国南部的慕尼黑需要保护地下水，农民使用化肥的话会加剧地下水污染。慕尼黑政府支持农民不使用化肥，为此他们宁愿给农民补偿。对政府而言，如果水源被污染，政府将要花更多的钱来治理。

　　在德国，很多农民已开始在家里或农场中采用太阳能装置，他们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去银行获得相应贷款，而不需要自己额外投资；这些农民通过太阳能装置获得了新能源，他们为此还可以得到额外收入。

　　德国Freiburg有一栋使用太阳能装置的建筑，它产生的能量是所消耗能量的3倍，居民每月可以获得200 欧元到300欧元的收入。按照德国法律规定，这种可再生能源可以卖给传统能源提供商。

　　15年前的德国，可再生能源只是一些生态学者或者一些理想主义者讨论的问题；在今天，很多企业家也已意识到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投资将有利可图。

　　记者：您跟中国学界、政界人士都有交往，您是否认为，在中国，环保仍处在一群理想主义者讨论的阶段？

　　法兰兹·阿尔特：我从与中国环境官员的对话时感到，中国的环保意识已经具备。

　　在我看来，美国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制造者。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美国要对环境问题负最大责任，你要知道，美国人均耗能是中国的20倍、是德国的10倍，美国为了争夺能源还进行伊拉克战争。

　　记者：您提倡使用可再生能源，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它们一定会考虑经济成本问题，经济成本和环境发展出现矛盾时，如何维持二者的平衡？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法兰兹·阿尔特：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可能会增加很多费用；但如果不使用可再生能源，我们将来无法承担环境遭破坏的恶果。

　　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最近披露了一组数据：如果我们仍然按照传统政策使用常规能源，那么到2050年，我们所有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不够负担由于环境被破坏而引发的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失。这表明，今后生态和经济紧密相联的，不能将生态与经济分开，而要考虑“生态经济”。

　　政府应该制定这样一个框架：让所有的企业不会因使用可再生能源而增加成本。政府应该明白，这是一项惠及后代的长远投资。德国政府有很多补贴措施，据我所知，最近中国官员也在探讨德国政府的做法有哪些模式可以借鉴。

　　10年前，德国的一些企业因为装上了太阳能装置而相应增加了成本；但在10年后，德国的很多企业都意识到，装上太阳能装置不仅没有增加成本，反而带来了利润。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政治给了一个比较优惠的框架。

　　大家可以在股市看到可再生能源的美好前景。比尔·盖茨也在德国投资了太阳能装置，他知道今后该从哪里取得利润。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从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标示着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像欧美等发达国家当初那样，为经济发展付出一定的环境污染的代价，走节能道路还需要很长时间。对此您是怎样理解的？

　　法兰兹·阿尔特：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都认为，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样肆虐自然，我们现在的经济可能发展得更好；因为破坏了环境，我们现在要付出沉重代价。以前我们犯过很多错误，德国已做了很多补救工作，并保证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毁坏环境，今后的负担会很大；如果现在向节能投资，回报将会很高。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吸取那些欧洲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训，今后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中国是最大的太阳能集热器生产国，如果大家都安装太阳能集热器，6年就可以回收安装成本，而一个太阳能集热器的使用寿命是30年。德国一个企业家跟我讲，他3年前投资节能项目，3年后就回收了所有投资。

　　布什多次强调，你们提出的这种环保理念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穷苦”的国家来说太难了，“我们没办法负担！”(笑 )德国人的计算方法和布什不一样，德国人计算的是，如果我现在不投资，我以后还能否生存。

　　冲突源自何方？

　　记者：您多年来一直在全球各地推广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的理念，这个过程中您遇到的比较大的阻力是什么？

　　法兰兹·阿尔特：最大的阻力是，人们对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的信息了解得太少。

　　我们已经解决了可再生能源的许多技术问题，但人们的了解还是太少，还有一些偏见，比如，如果要建一个可再生能源装置，有人就会想，哪一天没有太阳了，该怎么办？哪天不刮风了，该怎么办？

　　另外，世界各地的环保部长和经济部长往往是站在对立面思考问题的。他们之间存在冲突：比如，经济部长认为，要投资环境就意味着要花费更多的钱，这太贵了；而环保部长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环境问题将成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的更大负担，所以他很赞成环保措施。经济部长往往只想着下一年的事情，而环保部长会想着下一代的事情。

　　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想法也不同，青年人更多赞同环保措施，但许多老年人觉得时日无多，考虑最多的仍是眼前利益。

　　记者：很多发展中国家能源都很紧张，中国一些城市在夏季会有“拉闸限电”的措施。在您来看，中国当前的环保和可再生能源工作跟德国哪个年代比较相似？

　　法兰兹·阿尔特：1972年我建造了自己的房子，那时的德国还完全没有环保和节能的意识，人们对温室气体的关注大概是80年代中后期左右，德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则是在1991年之后。

　　现在，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能制造国家，最近15年内来德国的风能发展相当迅速，现在整个风能相当于全德国能量消耗的6％，占可再生能源的11％。

　　从环保意识方面看，中国大概要落后德国15年左右；从水资源保护方面看，中国大概要落后德国30年到40年左右；从垃圾分化和处理角度而言，中国大概要落后德国20年左右。

　　节能发展得最好的国家是日本，日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光电装置生产国，日本的节能效率是中国的6倍，印度的节能效率是中国的2倍。中国还有很大的节能空间，在汽车业和建筑业尤其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无法减少用电的情况下，一方面要使用可再生能源，另一方面要保证节能。

　　2050年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记者：一则报道称，世界杯决赛中德国因交通量的增加预计将增加10万吨的温室气体，世界杯期间德国采取了哪些环保手段？德国将怎样处理一些环保冲突？

　　法兰兹·阿尔特：德国的很多公共设施比如火车站等处的墙面都安装了太阳能装置，为了迎接世界杯，德国在凯泽斯劳滕、盖尔森基兴等3个城市的4个体育场馆中装上了光伏电池设备，以太阳能替代传统能源。

　　我们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仅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比如，由于世界杯德国多耗费了2000 吨油，德国就会支持在非洲坦桑尼亚种植大片树林以收集二氧化碳，帮助整个世界维护环境平衡。

　　德国今年向全世界宣扬要主办一个“绿色”足球赛，中国也表示要举办“绿色”奥运，两国有很多共同点。

　　记者：您的很多言行都充满理想主义特质，那么，今天您的理想是什么？

　　法兰兹·阿尔特：我在演讲时说，如果我们(注：欧盟)不断努力，在2050年时，我们可以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这就是我的理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有三个努力方向：一是使用太阳能建筑，二是提高效率，三是要节省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