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12日，达沃斯2009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在大连举行，包括100名政要在内的全球86个国家1400多名嘉宾与会。此次年会主题为“夏季达沃斯：重振增长”。作为官方网络合作伙伴，腾讯网将第三次全程直播夏季达沃斯盛况。以下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与腾讯财经独家对话实录。

　　主持人：各位腾讯网的网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大连达沃斯夏季论坛的会场继续为您做高端访谈，现在邀请到演播室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先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杨鹏：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看到这次大连达沃斯夏季论坛有几个主题，其中一个会上会下讨论最多是绿色，绿色的经济、绿色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对气候变化这么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杨鹏：因为我觉得并不是现在大家才关心绿色，才关心环保，而是说这届达沃斯论坛把绿色经济作为其中一个分论坛，而且各个论坛都触及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从上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环境意识现在已经侵入到主流的经济系统，达沃斯论坛作为一个主流的经济交流平台，关注这个问题，证明这个问题进入很实在的阶段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环境反省，经济界开始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经济考虑，原来环境问题不是经济增长中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变成可持续增长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这次达沃斯论坛主题定为“重振增长”从分论坛的设计来看叫振兴绿色增长，这次的主题是讨论绿色，这是环保的一个福音，也是说明在这么特定的经济危机下让人反省许多过去做的一些事，过去觉得很对的东西现在有一些问题的，过去不太重视的东西，现在开始重视了，也就是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让我们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包括增长，什么样的增长，绿色增长应该有什么样的机制，金融、环境的全球治理构架怎么完成，危机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类每次危机都刺激人类进行新的思想和制度的创造，达沃斯论坛能够把绿色经济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讨论，也说明这个危机带来了新的刺激，能够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主持人：我们现在看到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是比较传统的，像环境保护运动，NGO民间组织，他们在关心气候变化的时候更多出于责任，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对大自然的责任，这次政府也开始在关心，政府是把气候变化当成经济刺激方案一个部分，他是从经济增长或者是我们说俗一点是经济利益考虑寻找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你一直在关注绿色的发展，你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实现绿色的发展，从哪个路径走可能会更快一点？

　　杨鹏：我觉得人类的许多现象的演化最初从观念开始的，R.卡逊( Rachel Carson) 在1964年当时发表《寂静的春天》，那时候绿色的概念还是一个Idea，这样的idea得到大家的认同，开始推广，就逐渐开始变成道德，变成社会舆论，环保是好的，不做环保是坏的，形成这么一个舆论，很快这个东西就影响到人心，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影响到政府的法律，影响到消费者的行为，这样就客观营造一个企业必须面对的全新商业环境，企业必须按照需求进行生产，他必须适应宏观的政治、伦理和经济环境。这个时候追求利润的企业发现要想获得利润就不得不绿色了，所以我觉得这有一个从理念到最后经济利益逐渐一层一层跨越过程，但是一个idea能够真正影响社会、改变世界，必须转化成一种市场力量。最后企业要通过绿色去获得它的竞争力，他成为企业不得不去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样这种idea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最终是一个利益核算问题。企业是经济人，但是这个经济人会把影响经济领域，影响供求的因素都纳入算计，而现在环境问题不得不纳入算计。

　　主持人：这种外部市场环境出现了很大变化。

　　杨鹏：包括经济人自己在上学，内心也受到了其影响，这就变成了一个现实，变成经济系统中一个正常的发展方向。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一个企业家的环保组织，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首先判断未来的世界是越来越环保还是越来越不环保，百分之百的人都回答这个世界未来越来越环保，既然是越来越环保，就证明趋向是环保的，做企业只能顺应趋势走，你必须环保起来在未来才能有竞争力，这样就有一个idea变成现实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激励因素，如果做的好就挣钱，如果做的不好就会被淘汰出局。

　　主持人：我们看到推动关心环境保护，还有关注气候变化，其实有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自下而上，通过民间的呼吁、企业的参与，另外我们也看到政府非常关注，政府也可能会通过许多法律的制定、产业政策的制定、标准的制定，自上而下地做，你觉得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会在某一个时间出现交汇呢？

　　杨鹏：我们是NGO，我们是社会自治的组织，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促进社会的变化。实际上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是一种办法，也谈不上忧虑，只是大家的着眼点不一样。必须双管齐下，起到各自的功能，如果没有来自社会的推动和压力，政府也没有那么敏感，我一定要做这个事，同样如果没有政府形成的强制性法律和政策，整个社会的呼吁就不会制度化，就不能转化成制度性的东西，我们要看出它是一个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有从政府参与的，有从企业参与的，有从NGO参与的，重要的是让各种参与力量得到更自由的发展，这样使社会各种想法和利益得到充分表达，这样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企业为什么会关注绿色呢？因为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使得它不得不顺应潮流，政府也意识到经济增长方式不得不转变，从NGO角度，应该做什么呢？NGO在这里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杨鹏：其实NGO这种社会组织在社会中会扮演自己特有的功能，我们只要看西方社会的组织，基本是三大板块，一大板块是政府，一大板块是企业，还有一大板块是各式各样社会公共组织，这是一个自然生态。其实你要看中国古代也是如此，中国古代也有政府，也有做生意的人，也有家族、祠堂等各式各样自组织，首先从社会结构意义来看，NGO组织重新复苏、成长是补社会的短板，原来我们只有政府，连企业都没有，更不用说NGO组织了，随着改革开放有了企业，这样中国经济开始成长，随着企业的开放，逐渐对社会公共团体开放的，这样我们社会公共领域得到更好的成长，从这个利益来讲，这叫社会的三元结构，他支撑社会稳定和成长一个制度性的因素。

　　第二具体来做，NGO最大的特点是自觉、自愿从事公共利益，这样是一种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资源来源是人家自愿捐赠的，所以有更强的东西去推动他所关心的东西。因为政府在从事公共事务，NGO也是如此，但是政府是宏观大的领域，但是NGO关注一些具体的微观领域，这个NGO是为了保护大熊猫，这个NGO是治先天性心脏病，在NGO关注的任何一个单项领域，政府都不可能提供很好的服务，所以才产生这么多NGO。在这个意义上，属于公共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造成的，也不能说是补充，他起来的时候没有想过要补充，只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做好我做，他是自然的一个过程，不是政府的部门。这是第二点。

　　如果说第三点，一般来说，他都是通过发现一个具体的问题，通过动员社会解决这个具体的问题，完了以后引起舆论关注，最后他希望国家的法律、道德建设，甚至影响国家的整个公共品的提供，他可能从一个小点开始触发的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如你保护藏羚羊，这不只是保护藏羚羊问题，这涉及到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反映出来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再深一点，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自然系统对你意味着什么，这触及的是大问题，但是从非常小处入手的。

　　主持人：今天我们邀请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我们一起讨论绿色发展，包括企业如何应对这种绿色的新兴潮流，而且我们也谈到了民间组织NGO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非常感谢杨鹏参加我们高端访谈，希望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我们的讨论，谢谢。

　　杨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