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下午，“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所有介绍梁从诫先生的文章与评论几乎都会提到他的“名门”，即他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启超之孙。然而，在这里，我们把“自然之友”创会会长身份置于这个家庭光环之前，无疑是对梁从诫最好的纪念。

　　要改善与自然的关系，机会永远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正是中国第一个致力于环保的NGO“自然之友”所持的信念。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更是自己厉行着诸种环保理念，可以这样说，他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习惯与形而上的理念、原则是近乎一致的，比如“自然之友”倡导的“骑行北京”，梁从诫日常生活中就是坚持骑自行车的，他甚至骑车去开政协会议；又比如低碳生活倡导人们需要减少一次性筷子的使用，梁从诫日常出门就餐也是随身携带筷子。

　　这种看似简单的“一致”其实却是不简单的，环保与低碳生活总是知易行难，如果能够“知行合一”，那么我们或许不需要哥本哈根那样的气候会议了。梁从诫在环保方面的“知行合一”提醒着我们，不仅仅是在环保方面，在物质主义的世界里，很多“知行不合一”才是多项重要改革不能前行的真正原因，比如中国眼下最热门的收入分配改革，既得利益者或许公开的表态是赞同的，但他们却在方方面面阻挠着改革推进；再比如大部分朴素的城市居民是赞同给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的，然而，他们又担心农民转换城市身份会冲击到他们自身的利益；又比如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认为，一个与政府能够良性互动的社会应有一定的利益群体表达的机制，但他们另一方面又一概草率否定农民民主参与的各项素质。

　　梁从诫的环保故事也不仅仅是靠自己为表率来推动的，他深知一项事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组织与机制，他应该熟谙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兴衰要害，于是认为，“我总有走的一天，‘自然之友’不能上演‘人亡政息’的悲剧”。一项事业健康发展需要一个具有良好机能的组织而非个人因素。

　　这提示我们关注“自然之友”的发展模式。那么，它是如何快速发展并在公众中提高自己的公信力的？或许，有三个重要原因值得其他发展中的NGO组织来重视：一是，梁从诫深知，在中国推动环保事业离不开政府。他仔细地选择目标，并和某些全国的和地方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形成合力。梁从诫将NGO定位于“温和的合作者”，这不仅有效消除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怀疑态度，而且实实在在地将自己的方案与想法能够传递给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这样的定位，其最积极的意义在于，监督是为了合作，而不是为了监督而监督，假如不能提出建设性意见，那么仅有批判性意见反而会带了一定的混乱与负面效应。

　　第二，“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就强调公众教育。梁从诫在一次采访中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主要是和环境容量的比例不协调，所以中国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人口问题。每个人都应从小事做起，不唱绿色高调，一个普通老百姓可以从节约一盏灯，一盆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环保的特质，而是各国环保事业的共性，公众对环保的认知态度对环保的推动来说非常重要。在西方民主投票理论中，有学者认为，产生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单个选民认为自己属于“非关键性一票”，于是投票不积极，产生政治冷漠。在环保事业的发展中，很多人或许也会认为自己非“非关键性一票”，那么自己的行为是否低碳、是否环保就不重要。环保NGO正是需要积极破除这种误区，培育公众的环保意识，带动他们身体力行环保。

　　第三，在眼下的中国社会，NGO发展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资金困难，如何将商业与公益恰到好处的结合，也是人们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这个课题对于企业家来说，就是在中国如何有效地投入环保等公益事业，以履行自己应当承担的企业公民责任；这个课题对于NGO来说，就是应该如何有效地“营销”环保等公益事业，把更多的商业力量纳入到公益事业中来。已有不少咨询公司活跃于政府企业与公益组织之间，这是一种提高资源配置的途径。尽管在一些地区，似乎经济发展与污染如影相随，似乎以效率为准则的商业是以公平、和谐为准则的环保公益事业的“反力量”，但是商业力量与公益事业并不是必然冲突的。比如，“自然之友”理事会的成员里，有北京建亚世纪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岳鸿声、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及新闻发言人肖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及SEE基金会秘书长卢思骋等商界知名人士等。须知，吸纳商界人士参与NGO还不仅仅限于经费范畴，更重要的是一种潜移默化，比如王石曾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由企业家组成的环保NGO）会长，这与万科决定走绿色之路是密切相关的。

　　梁从诫将自己定位于“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悲观”或许表明，在中国NGO的转型还需时日，目前NGO已经活跃于各个与公益事业相关的领域，他们可以游说公众参与公益，也与一些政府部门有了较好合作。但是，当利益集团侵犯公众利益和生态利益时，NGO的力量仍显微小。不过，“积极”中也包含了希望，那就是环保等公益事业，每个人眼下做一点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