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长的一天

　　9月16日，离开“圣湖”玛旁雍错的那一天，是记忆里最长的一天。早上醒来，在“圣湖”玛旁雍错之畔看尽了最美的风光。晚上，就身陷距阿里首府狮泉河160公里的地方，老鲍搭车去找修理工，我和老荆在车旁搭帐篷住下，在凛冽的寒风中度过了焦虑的一夜。

　　圣湖，像一个高贵的女人

　　9月15日下午到达霍尔区。远远地就看到了圣湖——玛旁雍措，那是一汪蓝色的水，蓝得像宝石一样，任何人看了都会联想到一位高贵的女人。她端庄，娴静，散发出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去过纳木错，那儿也被称为圣湖，湖水面积要比玛旁雍措湖大，也很美，但要论高贵却比不上她。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淡水湖。

　　在巴噶检查站（海拔4633米），追上了“老广东”阿峰和王剑林。于是，一起驱车去玛旁雍措。

　　沿着一道似有若无的车辙，开车在起起伏伏的山上翻山越岭，感觉十分惊险。当开到一处高崖时，前面再无路，停了下来。走到山崖边，我愣了几秒钟，一生一世从未见到过这样美的湖水，像蓝绸缎一样的湖水。微风吹来，水面上皱起千条细波、万道细纹。湖水清澄，可以透过它看到斑纹似的湖底。那美妙中蕴含一种神奇，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对于许多印度、尼泊尔、不丹的佛教徒以及藏区的朝圣者来说，这里就是“世界中心”。据说，如果能到圣湖里洗一次澡，可以洗刷一年中心灵上的毒恶。在圣湖旁的小山上，可以望见不远处“神山”岗仁波齐峰。那是冈底斯山的主峰，终年白雪覆盖，威凛万峰之上，圣湖的水就源于冈底斯山的冰雪。

　　著名的基乌寺，就在不远处的小山上。我们翻过了两道山岭，来到寺院旁的山谷间。基乌寺，仿佛一座石头的城堡。小山上的白塔边，堆满了玛尼石，不仅有石头的，还有骨头的，白色的羊头上也刻着六字真言。站在这里望湖，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云里梦里的感觉。玄奘写的《大唐西域记》里称这里为瑶池，就是传说中王母娘娘住的地方。

　　王剑林一路上扬言要在这里洗个澡，一到湖边就把鞋脱掉，到湖水洗起衣服来。我们只是到湖水里洗了洗手，太凉了。湖边的沙滩软软的，透着股热乎气儿，我们就把帐篷扎在这儿。

　　老荆一张嘴，就冒出混和着牦牛奶的汽油味。

　　在来玛旁雍措的路上，突然车不动了，没油了。于是老荆和老鲍开始加油。老荆用管子吸油时，一下子呛了进去一大口，汽油还喷到了他的眼睛里。在青海的时候，老荆的左眼皮就肿了，红红的，看上去像只“丹顶鹤”。进入藏区后红肿的地方破了皮，一直没有愈合。现在，被汽油一浸，他痛得睁不开眼睛。不大一会儿，那儿比以前肿得更厉害了。而他喝进去的汽油，则一阵阵地向上“反”，一打嗝就冒出“混合着牦牛奶的汽油味”（老鲍语），这股怪味在车里久久不散。

　　终于，在到达霍尔前的“雍措加油站”，我们加上了汽油。不过，是5.8元1公升的高价油。他们用的加油计量器，竟是一个安装在加油枪上的“水表”。

　　虽然，沿途已不像《西部行知书》里说的那样毫无补给，但油价还是挺高。想想这一路上从未遇到过一辆油罐车，就明白“物以稀为贵”了。在刚入阿里地区的萨嘎，星月加油站的女收款员曾告诉我们，许多人带着大桶到这里来加油，然后拿到阿里的路上卖。如果真的没有汽油了，能加上高价油还算幸运的，据说真正的高价是7元1公升。

　　夜宿圣湖边，听“危言耸听”

　　晚上在湖边扎营后，与阿峰、王剑林一起吃了晚餐。在巴噶检查站旁边的一间四川人开的小卖店，买了三只罐头和一袋挂面。如何在颠簸的路面上让挂面保持不碎？这让我在车上颇费脑筋。

　　阿峰很内向，不大说话。起初我和老鲍都觉得他城府颇深，后来听说他在广东办厂，因为遇到些不开心的事情出来散心，也就理解了。到阿里，是阿峰多年的愿望。他以前曾两次来过西藏，这一次开着切诺基直奔阿里而来。阿峰虽话语不多，却热情地帮我们修车，他说：“我的车都够破的了，你们的车更破。”

　　王剑林，是“北京哥们”中的四川人，多年来经常外出野营，经验丰富。当我和老鲍还没弄好那个三人帐篷时，他一个人已经迅速地把一个三人帐篷“搞定”，并且把衣服拿到湖水里洗好，晾上了。

　　拍照片主要靠一早一晚，所以吃过晚饭，阿峰和老荆都去调试车，打算过一会儿夕阳西下就去拍片。帐篷里只剩我们三个，王剑林问我和老鲍：“车子坏了怎么办？”我不语。他说：“你们这破车就别要了。”我说，车上还有许多东西呢！他说：“东西可以放货车上运走。”他又问：“你们干嘛不开一辆好车来？你带再多的备件，也不如开一辆好车来得安全。”我委屈地说：“我们没钱了！”老鲍说：“他们把该交物业管理费的钱都拿出来了。”王剑林多年来一直是个背包客，背包客有背包客的轻松——不用为车操心。但我从未想到过弃车。不！我在心里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悍马”丢在这里！

　　王剑林接着说：“其实我们现在这样，不算搭伴出行。真正的结伴是两辆车相互等，一辆车走在前面，看不见后面的车就要停下来等，等不到就要回去找。而我们不是，其实是各走各的。”看到我和老鲍疑惑的目光，他说：“阿峰会等你们吗？未必。”老鲍说，如果是北京哥们王立新的车追上来了，应该会等吧？王剑林说：“也未必。”我说：“那我们现在三辆车都成了单车？”王剑林说：“就是啊，我为这三辆车担心啊！”

　　也许他经历的太多了，所以剖析时如此冷静。这是一个恐怖的描述：弃车，用货车把东西运走？我们真的会落到这种结局吗？太可怕了。

　　但我也真的不安起来。这时，两辆车发出了轰鸣声，他们要出去拍照片了。我走出帐篷，目送他们。可是，老荆开车没多远就停下了。我看到阿峰和王剑林停了车过去看了一下，又走了，老荆一个人在那里挖沙。车子陷在沙里了！我赶紧走过去，老鲍本来抱了本《藏地牛皮书》坐在山脚下看，这时也赶紧过来。我知道，王剑林一席话让我们更明白自己的处境，也增添了恐慌。我和老鲍都不言不语地帮老荆挖沙，从车后箱里找出木板垫在沙里。可是，怎么都不成。阿峰的车走了，正如王剑林所说，我们都是单车，不可指望。我更加强烈地觉得，只有我们三个人可以相互依赖、相依为命。老荆告诉我，现在车不仅陷在沙里，还挂不上档，挂不上四驱。我们十分焦急，又毫无办法。

　　时间一点点过去，光线转瞬即逝。老荆没有时间拍片子了！望着远处绚丽的晚霞，想起以前老荆每次拍片时那兴奋的眼神，我暗地里替他难过。后来，老荆终于挂上四驱，把车从沙中开了出来，但再也没有时间去那个角度最好的地方拍片了。老鲍对我说：“老荆一定特别无奈。论摄影，老荆比王剑林、阿峰更专业，但却因为车坏了，拍不上好片子。”湖边的风很大，我们三个都有点沮丧。后来，王剑林回来了，用夸张的语气说：“好美好美啊！那个光打在湖上，我快门按不过来地按……”回到帐篷，老荆叹了口气：“哎！光是从那一面照过来的，可是我过不去啊！”

　　我们不敢再用电脑、电灯，老荆在帐篷里打着手电筒看地图。我悄声地对他说：“神山就别去了，古格王国也别去了，直奔狮泉河吧！”我意识到这车不行了，肯定要出毛病，能否爬上一道道高坡回到巴噶那边的公路都是个难题。我希望赶紧逃离这里，逃得越快越好。我不敢大声地说，就写在本子上给老荆看：如果车出了问题，他们是帮不了我们的。一向固执的老荆，此刻也不再坚持，同意了。也许，他比任何人更清楚这车的状况。

　　我睡着了，梦见车子启动了，梦见回到了公路上……这些都是我所担心的。当时想，只要回到公路上，即使是车坏了也能找到人帮忙。如果在湖边出了问题，出去找人要走上几十公里！

　　故障频出

　　早上醒来，老荆躺在睡袋里就大声地喊老鲍，告诉他：古格王国不去了。老荆说：“你搭阿峰的车去吧！不去古格挺遗憾的。”敏思博客网站上有位叫“老探戈”的资深新闻人，建议老鲍到古格王国住一宿。但老鲍很果断地说：“不用了吧！我还是坐咱们的车吧！车陷了还能一起推。”事实上，这一天里我们推了许多次车，假如没有老鲍，我一个人怎么完成？

　　起来后马上就遇到预料中的大问题：启动机不好使了。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在阿峰的帮助下，又拖车，又换油泵，才勉强打着火。此后，阿峰他们匆匆赶路，向古格王国而去；我们呢，逃一般地向几座山以外的公路开去。

　　果然，我的预感没有错。好不容易开出圣湖附近的群山，刚刚松了一口气，启动机就冒烟了……车子无论如何打不着火。我们连续过了三条河，用过几次启动机打火，然后就再也打不着火。

　　征服与放弃

　　当车子即将开出湖边的群山时，老荆说：我们的书名就叫《征服——一次不可能的远征》。

　　他说：“我们征服的不是青藏高原，而是内心的恐惧；到达不是阿里、新疆，而是理想的彼岸。这是一本献给想要远行的年轻人的书。一对夫妇，一辆破车，艰辛游历。”老荆本质上是诗人。他的灵感常常喷发出来。

　　但我们毕竟是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我在那条颠簸的沙石路上，一边拉着关不上的车门，一边在本子上写：我们已放弃去神山，也放弃去古格王国，我们直取狮泉河。在颠簸路面上，车颠得挂档也困难，急需到阿里首府狮泉河去修。

　　老荆说，放弃是苦涩的，也是无奈的。我们在该冲顶的时候冲顶，在该收获的时候收获，在该放弃的时候，就只好放弃。出发前，张福贵（注：我的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一再说：“在该放弃时就放弃。”这句话，其实是救命的。

　　我们开着这破车走天涯，深入阿里，已是奇迹。只要开着出去，就是胜利。所以，我对老荆说，拍片在此刻已不重要……我对老荆说，现在，我们只有向前，如同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我们别无选择！

　　被拖车

　　中午12点，在神山脚下一条河边停了许久，也打不着火。实在没办法，向不远处的一辆卡车求救。

　　老鲍负责去谈这件事，卡车司机是四川人，他说：“拖车，怎么说？”他的意思是，给多少钱。老鲍说：“你说吧！”卡车司机不好意思了，说：“你说吧！”老鲍说：“还是你说吧，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银。”然后，老鲍向我们伸出五个手指，我已做好五百元的准备。事实上，这个卡车司机要了50元。这个价格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当初在山西长治，我们的车陷在水里，附近农民开价400元才肯帮忙，后来是老荆自己把车弄好了，打着了火从水里开出来。

　　这个好心的四川司机不仅帮我们拖了好几次，直到车子打着火为止，还帮我们调了怠速，修了半天。

　　此后的几百公里，我们是在启动机烧毁的情况下开过去的。每当车子遇到什么问题，比如一条缸线颠掉了，非得停车不可，就选择一个下坡把车下来。等车弄好了，由我和老鲍一起向下坡推车，老荆在车上把火溜着。

　　有一次恰巧在上坡时熄了火，老荆于无奈中决定自己向后面倒车，车子顺着坡向下滑，居然也溜着了火。当发动机又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时，站在坡上的我，透过前车窗，看见他兴奋地伸开双臂，手舞足蹈。

　　阿里不是随便来的。那一天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修车。一有空隙，我就在本子上写。

　　我在纸上感叹：阿里不是随便来的。这是一条毁车之路，把人颠得直晕，把车颠得毛病百出。

　　这条路上，致命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太颠，二是太长的路段没有补给，一般是长达二百多公里看不到人烟，六七百公里没有修车点。全靠车况和运气了。

　　王剑林说的对，带再多的备件也不如开着好车来得安全。可是，我们没有钱买好车。我们已经拿出了我们的全部——破车和勇气。

　　沿途，我们看到了死去的马，扔弃的破轮胎……我在心里暗暗地说：我们不要成为那匹马！但是，我们终于遭遇了最不希望的事情：与分动箱连接的中传动轴脱落了。此地，距离阿里首府狮泉河160公里，距离长春4130公里。

　　中传动轴脱落

　　过了巴尔兵站约20公里，一阵冰雹刚过，只听嚓嚓几声，车就停在路中间不动了。是不是传动轴掉了？我的心一沉。老荆乐观地说：“没事儿，如果后轴坏了，挂上四驱，用前轮一样走！”可是等他钻到车底下一看，就傻眼了，是分配动力的中心轴出了问题。他躺到车下面，试图把锣丝拧开，结果，都是徒劳。

　　远处，有一排浅黄色的房子，是道班吗？我建议去求助。于是，老荆和老鲍走向了那个两公里外的建筑物——实际上，那是一所小学校。

　　我一个人在车上等待。时间，过得那样慢。我鼓起勇气，拿出数码相机拍下远处的雪山、夕阳。即使心情糟糕，那也是极美的风光。我在纸上写道：轴坏了，这是我们出行以来遇到的最大问题。这才知道，扎胎、启动机坏了，都不算最坏的。风景很好，雪山近在眼前。

　　我说“逃”一点没错。我们的车赶紧跑到狮泉河就可以找到修车的人，而在这路上，怎么办？如果自己修不上，唯一的办法是坐车去狮泉河请修理工，就像人病了请医生。阿里，219国道，真像一场恶梦。 风很大，外面很冷，但我相信我们会走出去。看见了美丽的圣湖，此行足矣。

　　我看见老荆和老鲍往回走了。这里是如此空旷，十几条车辙平行地排列在这里，都是路。当他们还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往回走时，我已经从他们走路的样子读出了“失望”。

　　他们开始去拦车。终于，有一辆卡车司机好心地表示：可以捎一个人去狮泉河找修理工。我们以前曾商量过，如果车坏了就派老荆去找人，因为他能说清毛病在哪儿。但是，老荆果断地决定让老鲍去。他这样做，一来是为了曾经许下的诺言：如果遇到危险一定保证老鲍的安全。鲍雨没了，他现在是家里的独子。二来，他也是为了陪我。荆宏匆匆钻到车底下，用数码相机拍下几张照片，让老鲍拿着去给修理工看。

　　当老鲍向我要走身份证和边防证时，当他翻身爬上红色卡车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心酸。大声喊他：把帽子戴上！他和几个工人挤在一起，向我拎了拎别人的一件军大衣，表示他有盖的。他就这样随着卡车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老鲍走后不久，就下起了冰雹。豆大的冰雹砸在我身上，好不容易才劝说老荆放弃了自己修车的努力。他从车底下爬出来，遗憾地说：“带上套筒工具就好了，我自己能修上。”

　　此时，夕阳已落到雪山后面。抖抖身上的冰雹，开始扎帐篷。既然我们已经陷在这儿了，那为什么还要苦上加苦呢？我放弃了原来想在车里对付一夜的想法，把帐篷扎在车前，并且拿出野营炉和锅，煮一锅汤。我们需要吃有热量的东西！等待黎明！

　　冲向界山达坂

　　新藏线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路，以异常恶劣的气候和荒无人烟而著称。由于缺氧、寒冷，有许多解放军战士牺牲在这里。建国后最早一支沿着这条路从新疆进藏的解放军先遣部队，曾在“死人沟”全部壮烈牺牲。

　　新藏公路于1957年修成（其实就是土路），成为继川藏公路、青藏公路之后进入西藏的第三条公路。它以新疆叶城为起点，到西藏拉孜为2410公里，到拉萨为2841公里。事实上，这条被冠名为219国道的公路，绝大多数地段只是一些车辙而已。

　　因为即将走这样一条艰险的路，所以，在阿里首府狮泉河的四川饭馆里与以色列朋友举杯庆祝时，我并不能高兴起来。

　　此时，车已破得不成样子。在狮泉河最好的修车厂——“周勇民修车厂”换了新的启动机，车门和水箱都焊过了，但副驾驶位置的车门仍然一震动就开，水箱依然渗水。此外，前车盖子要使劲拍打和晃动才能勉强打开；电瓶的架子颠裂了，只好用绳子绑着；我们给车打着“吊瓶”，用一个不停渗出水的塑料饮料瓶给发动机油泵降温；火花塞颠得常常掉下来；水箱旁边的塑料回流箱磨漏了，只能扔在水箱旁……

　　仿佛开进裸露的河床

　　为赶在落雪前穿越新藏线，只在狮泉河停留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傍晚到达，直接把车开进修理厂，第二天中午便匆匆上路。

　　离开狮泉河时已是下午1点多。旅馆的结算时间是中午12点，而这时车还没修完，只好先退房，把大大小小十几件行李摆在旅馆门口，由老鲍看管，我和老荆去修理厂取车。我一而再地向修理工们打听前面的路况，希望听到“前面的路好多了”，可是，他们只是说“差不多，都是这种路”。

　　多玛，是我们前行的第一站，距离狮泉河有230公里，多玛再往前就是著名的界山达坂了。界山达坂是新疆与西藏的分界，越过界山达坂就告别了西藏。去多玛的路非常颠簸，到处是大块的石头。我们仿佛驶进一条裸露的河床，而这“河床”里躺着的不是被水打磨成浑圆形状的石头，而是大大小小的尖利的石头。这些尖石头，左躲右闪也绕不过去。在路边，一个接一个的因爆裂而被遗弃的轮胎，向我们展示着划伤以后的惨状。我下车拍下一张废弃的轮胎，发现它被划伤的口子比拳头还大，怪不得被丢掉了。

　　尖石、废弃的轮胎、毫无生息的荒原……这些刺激我们神经的东西在眼前反复出现，仿佛这里曾经历过大战的浩劫。

　　在这样的路上，要用仅仅半天时间赶到多玛，有点困难。所以，老荆想尽办法快开。他每隔几分钟就问我一次：时间、速度、距离。我在脑子里飞快地计算着，告诉他直线距离和实际距离，并根据二者之差推算出还要绕行多少山路。

　　奇异的班公湖

　　刚过日土县不久，就看见著名的班公湖。修理工老喻告诉过我们，走新藏线最好“班公湖洗个澡，界山达坂撒泡尿，神仙湾睡个觉”。老荆想在这里洗洗手，可是我和老鲍都不响应，当时心里只想着快点儿走吧，快点到多玛吧！

　　班公湖的藏语意思是“明媚而狭长的湖”。我们看见的班公湖，果然是狭长的葫芦形。沿着湖边走，足足绕行了４０公里才离开它。班公湖大部分在我国，一小部分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境内。在阿里陷车时，索多小学校的教师群旦欧珠告诉过我们，班公湖很神奇，中国这边的是淡水湖，里面有许多鱼，而印控克什米尔那边则是咸水湖，什么都不长。

　　跟圣湖玛旁雍错比，班公湖缺少那种高贵气质，但也自有一种美。“为什么西藏的湖都这么美？”我问老荆。“也许是因为这里没有污染吧！”是的，这里天是蓝的，湖水是蓝的，一切纯洁美丽。

　　月如钩

　　西藏的天很长，晚上九点天也没有全黑。我们在黄昏时，拍下我们车的影子，太有趣了，夕阳把我们的“悍马”斜映成一只四足的“大脚兽”。这是一辆随时可能出些小毛病的车，老荆说：“这也优点啊，开它不犯困。”老荆开车时总是竖耳倾听，以便及时发现车的故障。

　　中午刚修完车，谁想到晚上车就出了新的毛病。当夜幕渐渐降临，距离多玛还有30多公里时，打开车的两个前大灯，灯光有些发颤。很快，又发现仪表盘里面有打火的亮光，一闪一闪的。老荆边开车边伸手去修，手指烫伤了也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担心再一次荒野抛锚，只好把大灯关了，借着夕阳黯淡的余晖前行。但这是极危险的，路上虽然车少，但间或也会有一两辆货车出现，如果我们的车全无光亮，悄悄地在这越来越黑的夜里行驶，岂不是很容易被别的车撞上？过了一会儿，当天色完全黑下来，老荆只好又把大灯打开。

　　黑暗中，仪表盘里的“打火”成为车里唯一的光亮，那“嚓嚓”声也成为除发动机声音以外唯一的声响。我们心里十分紧张，不知这车能否坚持到多玛。快到多玛的最后10公里，行进变得异常艰难，车速很慢。此时，老荆一再地问我还有多远，我却不知该怎样回答，手中的卫星定位仪显示出的直线距离竟然比路牌上标出的“实际距离”还要长。这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路牌标的不准，但当时心里很惶惑，不知到底还有多远。

　　一公里一公里地数着，行进在这崎岖的山路上。绕过一座山，突然，我看见了月亮，它从两座山的缝隙中露出来。那是一轮金黄色的月牙，挂在深蓝的夜空上。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月亮，挂在记忆的天空里。就是这时，向远处看，看到了灯光。啊！就要到多玛了，我们会遇到先走一步过来的广东哥们阿峰，会住在兵站里，会找到修车的人！

　　夜宿兵站

　　刚驶进多玛，就看见一个修配厂门前焊花飞溅，火花映出“小飞象”（广东哥们阿峰的车）的轮廓。嘿！他们也在修车！原来这一路颠簸，“小飞象”的排气管子颠掉了。他们比我们早走一小时，可是因为没有带卫星定位仪，又走了弯路，所以并没有早到多久。

　　在一家四川餐馆里坐定，王剑林又用他的四川话点菜了。但菜价奇贵，每道菜都在二三十元，老板也未因听见乡音而降低价格。米饭是按人算的，4元一位，不论多少。快吃完时，一向寡言少语的阿峰突然说：“有点想家了。”是啊，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明天又要向界山达坂冲锋了。老鲍听了也若有所动，说：“我也是。” 王剑林也点了点头。我和老荆没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家。但是，乡愁在我们中间弥漫开。

　　多玛兵站里只有一台发电机，仅供门房亮灯，我们投宿的房间里漆黑一片。本来想五个人住一间屋的，可兵站的姚班长不允许“男女混居”，因为我和荆宏是夫妻才允许两人一间。房费是两人间每人30元，散铺每人20元。

　　“守寺和尚”姚班长

　　在多玛兵站，认识了管住宿的班长姚志明。在我眼里，他像一个守寺的大和尚。他当兵15年了。也就是说，1989年，当我和老荆、老鲍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时，当我们血气方刚地为理想和现实而激动时，他就来这里当兵了。他的年龄也与我们相仿，1972年生。他在新藏线上开过军车，非常有经验，看我们的车半天打不着火，就说“是空滤太脏了，拿掉滤芯，打火看看。”果然，按他说的做了，就打着火了。

　　姚班长是四川南充人，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孩子只有两岁。他在这里每月收入三千多元，对于四川老家来说这是一笔高收入。他每年给老婆一万元，家里已经可以生活得很好。由于这里条件艰苦，转业费和复员费都挺高。如果转业，他可以拿到8万的转业费，会有一份国家安排的工作；如果选择复员，国家安排的工作就没有了，但复员费可以拿到30万到40万。不过，姚班长还没想好是转业还是复员。

　　姚班长每年换一个兵站，新藏线上的兵站已经转遍了。明年就是第16年，他想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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