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淡水河跨界治污：如何成为"国家样本"
深惠交界处的一座污水处理厂边，孩子们脱光衣服在清水中嬉戏。
编者按
美丽的南粤大地，数百条河流纵横交错，像母亲的乳汁滋养着我们。但因种种原因，广东一些地区也面临着严重的水污染，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是生态文明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奏响了保护生态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启动严格问责制，铁腕治污成为“新常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省委书记胡春华多次要求，要严守环保底线，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把住环保门槛，加大治污力度，坚决防止产生新的污染。广东在环保建设上动真格。2013年，广东决定实施“南粤水更清行动计划（2013—2020）”，在未来8年投入1187亿元治水。去年8月，广东加大力度向“水污染”宣战，锁定广佛跨界河流、茅洲河、练江、小东江“四河”作为整治重点。“四河”是珠江口西岸、珠江口东岸、粤东和粤西地区污染最严重的跨市河流，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广东河流污染整治的难点。“四河”整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更关系到珠三角优化发展、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的深入推进，只有加强源头治理、重典治理、综合治理，广东的江河才能焕发出更强的生机。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这些年，广东已在淡水河、石马河的跨界治理上探索了一些独特的经验，值得推广。为总结梳理先进地区的治水经，激发全社会共同治水的责任感，为“南粤八年水更清”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省人大环资委、省环保厅等部门及相关专家学者兵分多路，明察暗访，今起推出“跨界治水AB面”大型系列报道，敬请垂注。
策论
蜿蜒淡水河，青青草又生。历经8年跨界治污的淡水河在不少方面实现了蝶变。
作为省级层面最先统筹推进的跨界河治污项目，淡水河挣扎与重生的历程，是一个饶有意味的样本，它折射出广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博弈与平衡——
它的污染史，与珠三角地区初级工业化年代恰相吻合。污染增量与城镇规划之间的严重失衡，“先污染、后治理”，让包括淡水河在内的诸多河流，承受了难以荷载的环境压力。
而在生态优先理念愈受推崇的新时期，淡水河治污得到了省市各级的高度重视与强力推进。朱小丹省长多次强调淡水河污染整治的重要性，并在2014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推进淡水河跨界污染综合整治，省人大常委会亦是连续8年重点督办整治工作。
令人欣喜的是，淡水河治污不仅阶段性成效明显，更开拓出堪称样本的跨界河流整治经验。这是一个由省级统筹层层推进、跨区域协作逐渐深入、区域内部分工合作的三级协同网络。它不仅为淡水河的蝶变筑造了基础性的机制架构，亦在环境治理之外为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然而，污染容易治水难。我们不应回避的是，淡水河虽历经艰难跋涉，但水质仍未出现根本性改善，在近段时间甚至出现反弹。这为构筑整治工作的长效机制敲响了警钟——在省级层面的督办重心逐渐转移之后，如何保障各地对淡水河治污的持续高度重视？当治污工程逐渐向精细化推进之时，基础性设施的完善与升级如何突破资金与机制的瓶颈？在深惠“插花地”的现实问题仍然突出的当下，如何加速联合治污的纵深推进？
这一系列的问题指向，如何进一步拓展跨区域协作的广度与深度？
其一，是广度的外延。比如在各地财政投入的基础上，能否设立跨流域的环保合作基金？针对共性的污染源、需要两地合作的建设项目，通过环保基金开展联合治理，既提高资源利用率，亦在一定程度缓解基础设施的资金瓶颈。
由此而更深之，地方政府是否可以逐步推行环境治理的“管办分离”，深化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的合作？以深惠两地的财政资金为依托，组建或委托专业化的市场主体，甚至考虑引入第三方行业组织、民间组织，推进全流域的污染治理与环境监督，逐步消除行政区划的边界阻隔。
其二，是深度的拓展。在技术层面上，是否可以建立跨流域的电子信息平台，实现深惠两地在日常监管、环保执法、准入审批、部门联动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打通跨界部门横向协调的信息壁垒？
从制度层面而言，跨区域合作的根本性问题在于缺乏法律形式的规范。跨界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城市规划的综合互通，以及跨界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分担、费用分担等具体问题，都需要法律法规予以明确和规范。在此方面，历来引风气之前的广东，能否再领先一步？
总策划:莫高义 陈耀光 张东明 房庆方 王更辉
总统筹:王垂林 黄诚宽 郎国华 梅志清 邓红辉 孙国英 张翼飞
执行：胡念飞 周志坤 赵杨 谢庆裕 徐林 刘江涛 辛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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