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权改革唤醒中国农民节水意识

　　新华网兰州3月19日电（记者 连振祥）甘肃武威市农民王福拿着自己的《水权证》，来到村里的用水协会，购买了今年的春季灌溉用水。“没有水权前，我每亩地浇水都在700立方米左右。”王福抖了抖手中的《水权证》说，“有了这个，现在每亩用水不到350立方米。”

　　一亩地的浇水量因为一个《水权证》能够减少50％，这是水权改革唤醒中国农民节水意识的故事，而类似这样的国家级试点地区已经达到100个。

　　王福所在的甘肃省武威市位于中国西北内陆的河西走廊，这里是中国严重缺水的地区之一，生产生活用水全靠走廊内的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水系。正是依托三大内陆河，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商品粮基地之一。

　　由于农业灌溉用水比重达到80％—90％，长期以来又采用大水漫灌的形式，利用率十分低下，消耗量远大于水资源总量，尤其是黑河和石羊河，中游的过度用水使下游断流，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和民勤县先后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沙尘暴策源地。

　　为遏制黑河和石羊河流域恶化的生态趋势，中国政府于2001年和2007年，分别在张掖市和武威市实施了黑河近期治理和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并在张掖进行中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由于河西走廊80％以上的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当地政府以农业用水为首选，推广水权改革，建立以水权制度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体系，这里也成为中国最早进行水权制度改革的地区。

　　张掖市水务局副局长刘国强说：“张掖市从农业节水入手，率先在水权制度改革方面寻求突破，在国内首先建立了以水权制度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体系。这个水权包括使用权、经营权、转让权等。”

　　在水权制度改革中，张掖市将为下游分流水量以外的其余水量，作为总的可用水量，由政府进行总量控制，然后依据张掖全市的水权总量，核定用水定额。对农户来说，在人畜用水以及每亩地的用水定额确定后，便可根据每户人畜量和承包地面积分到水权，这使张掖市初步形成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以水定地，配水到户，水量交易，水票运转，城乡一体”的节水型社会运行机制。

　　“就石羊河流域来看，节水是关键。”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说，“迫切需要做好水资源的管理、节水措施的落实。”

　　武威市也首先从管水做起。2008年，武威市开始水权水价制度改革，先定总量，后定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态用水的比例，再将农业用水层层分配到户，颁发水权证书，组建农民用水者协会，农户凭水权证到用水者协会购买水票浇地。

　　记者看到，现在张掖和武威的每个农户都有一本“水权证”，明明白白地标明每户农民每年可使用多少水资源。分配到水权后，农民便可按照标明的水量去水务部门购买水票，用水时先交水票后浇水，用不完的水票，农民可通过水市场进行出卖，完成水权交易。现在通过水权交易，农民能够在用水季节及时买到要用的水，改变了以前农村缺水与浪费并存的现象。

　　有了水权，河西走廊的农民想方设法节水，并提升科学种植的技能。由于以水定地，没有水量的耕地只能压缩，农民不得不放弃部分地力较差的土地，同时减少耗水大、效益低的种植方式和农作物。为节水，这里的农民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的日光温室，又在日光温室推广膜下暗灌和温室滴灌节水技术。

　　新举措下，武威市年度用水总量已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2010年，武威市水资源配置总量16．12亿立方米，比2006年实际用水量减少7．14亿立方米。在张掖市高台县，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万元GDP用水量由2001年的4631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2028立方米。

　　水权在有效破解农业节水难题的同时，节水也使流域生态出现了局部好转。记者了解到，黑河和石羊河中游节水确保了向下游的分水。10年来，黑河先后成功组织实施了45次水量统一调度，累计向下游泄水100．07亿立方米，占来水总量的57．5％，与调度前10年相比，多下泄21．37亿立方米，使流域生态持续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尾闾东、西居延海重现碧波。而2010年石羊河向下游民勤送水达到2．617亿立方米，尾闾青土湖在干涸51年后有了3平方公里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