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生物物种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万本太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国家财政对环保投入逐年增加，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生态问题现在已经非常关注，乐于配合这项工作。同时，向国际社会争取资金也是有效途径。另外，这次也强调，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

 

《规划纲要》提出今后5年（2006年～2010年），要实现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和利用的10项优先行动和55个优先项目。

 

万本太认为，优先行动和优先项目的确定为解决当前突出问题，明确财政资金的投入指明了方向。各部门、各地方将来根据这些重点领域和优先行动进行设计，提出具体的项目计划，并纳入中央和地方的项目计划并落实经费。

 

与万本太的乐观相比，薛达元对资金的忧虑要多一些。他认为，资金来源在未来肯定还是一个大问题。虽然他也分析，国家财政近10年来对生态保护的投入，的确以逐年翻一倍的速度在增长，如果说10年前投入3000万元，现在已达3个亿。

 

但这肯定远远不够。“去年国家财政给了2000万元作为科学普查的经费，听起来很多，但是如果按《规划纲要》的计划行动，这只能算是一小笔经费。”薛达元说。

 

他的账目是：55个优先项目，都是较大的项目，按一个项目投入一亿元计算，合计就是55亿元。更何况有的项目还不一定拿下来一个亿。虽说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家对生态的投入今后还会呈上升趋势，但这毕竟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物种的保护主要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持续利用。

 

薛达元说：“就地保护就是建立生态保护区，由于保护区限制开发等原因，短期内会阻碍当地经济发展，为此，现在已经有些地方政府有意撤销保护区资格。”

 

“迁地保护”即将濒危动植物迁移到人工环境中或易地实施保护。比如植物迁地保护就包括了活植物的整体保存，以保存种子为主的“种子库”，以及以保存组织、细胞为主的“基因库”等多种形式。

 

但是，“无论用哪一种迁地保护技术，都会不同程度地干扰生态过程，种与环境、种与种之间的演化过程就此消失。这是目前生物保护面临的大挑战。”薛达元说。

 

“持续利用”的瓶颈在于科研水平。由于我国生物开发技术离国际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尽管我们的原材料不算少，但是在诸如基因功能鉴定、分离验证功能等方面技术不足，使我国在物种的实际利用上效率偏低。

 

“以前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情况，与国外交换利用原材料，我们的科研单位把自认为最没有价值的材料给了对方，结果对方非常感激，‘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从中发现了很好的抗病基因’。我们的水平不够，拿到好材料也找不到好基因，在国际惠益共享方面自然就吃亏。”薛达元说，而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赶上的，要有很好的科研基础，假以时日才能略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