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如何相互影响
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实践
把重点放在国家项目上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同时研究的项目虽然为数不多，但已经在几个国家开始进行了，南非的阿多大象国家公园项目（Greater Addo National Park in South Africa）即为一例。阿多公园幅员辽阔，有多种海拔、微气候和生态系统。当气候变化对物种当前生活环境有不利影响时，保护这样的多种生物栖息地，可以确保物种能够迁徙到另一个安全的栖息地得以继续生存，这样就化解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越南北海岸沿线1万2千公顷的红树林修复项目不仅储存大量固碳，而且可以形成一个宝贵的生存环境。当地企业可从养殖螃蟹、虾和软体动物等新兴水产业中受益，而红树林也保护村落和类似生态系统免受热带风暴的毁灭性破坏。[9]
能源生产领域在减少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同样拥有巨大潜力。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约有80%来自于生产和利用矿物燃料等人类活动。可再生能源作为理想的替代已经相当普及。确实，对于那些还使用木材做燃料的国家，推广沼气和节能炉可以显著减少对森林的压力并保存固碳。
然而，某些推行可再生能源的项目也会影响生物多样性。譬如，大规模水电项目可以限制鱼类洄游并导致汞污染，使水和陆地的生物多样性受到损害。[10, 11, 12] 浸水土壤和植物腐烂可以引起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释放，也成为温室气体的“发射器”。
类似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当成为影响风电场设计和定位的重要因素。有几种已成为受危胁物种的鸟类不断被风力涡轮机杀死，其实简单的设计改进就可以控制这些死亡率。这种风险使替代能源的有关政策制定要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变得尤为重要。
展望未来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有许多无法回答。其中一个就是森林储存和释放的碳总量到底是多少，这是要求缔约国必须估计的一个指标。若要精确计算就必须把导致碳排放的虫害、森林火灾、伐木量等因素考虑进去，然而迄今为止，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联合治理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等问题。除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框架公约》之外，联合国成员国也是其他许多环保协定的缔约国，譬如有关保护移栖物种、管制濒危物种贸易、逐步停止有机污染物排放，减缓土地沙漠化速度和修复臭氧层等协定。
因此，如果非要给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排个先后顺序的话，那么首先引发的将会是一场关于国家如何履行环保义务的广泛辩论，这对那些既没有专门技术也没有资金来执行这些高度复杂的国际协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实用。
近年来，已经提出了几个国际环境治理模式。其中，鼓励国家设立单一机构来履行他们所有国际环境协定下的职责，可能是一个国家层次的改革。目前，已有许多国家设立了单一机构来处理各种貌似毫无联系实际却需要向同一个政府部门报告的事务。
灾难管理可能是另一个国家层次的改革。国家应对气候灾难的计划不仅可以明确那些容易受到威胁的人类居住区，而且可以识别本地生态系统，是一个比较综合、全面的措施，关键是要把生态系统既看作当地经济支柱又看作生物多样性的避难所来加以保护。
总之，所有环境问题都与自然系统有着的千丝万缕联系。相信不久的将来，国际和国家层次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必将反映这种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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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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