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承受之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生态环境代价
摘要：
共产主义不仅应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也应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①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尖锐，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正残酷地撕毁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殃及一代、两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不解决这一难题，就无法达到人的合理存在和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从哲学层面审视中国社会转型中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生态支持能力的关系，反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生态代价，构想合理的发展观念，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我国所面临严重自然环境危机这一事实出发，对当代中国面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发展无限性矛盾的严重表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制约性作了深入分析，意在从哲学层面重建理性的天人关系，提出化解天人矛盾的理论路径。
关键词:社会转型; 生态环境代价
“天”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语），人类作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的“一种高等级动物”，其生存与发展理应与其生存环境和谐一致。然而，随着人口剧增，资源枯竭，天人关系出现严重对抗，自然的反人化现象非常突出，使“天人合一”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以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尖锐性和深刻性展现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反思“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恩格斯语）所付出的难以承受的代价：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承载达到极限，也迫使人们重新建构理性的天人关系。
一、当代中国转型中的天人矛盾日趋尖锐
随经济发展接踵而来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处于前所未闻的严重的态势，正如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所言：“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如果没有新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的革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迅速激化，人类就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懢”②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时期的当代中国，其“社会转型”③是浓缩的、急剧的，充满各种各样的矛盾，呈现出多向度的特征。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即“天人矛盾”，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着的一个基本矛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④我们在享受现代化的成果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饱尝了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的苦果，２０03年底全国煤、电供应不足就是明证。
（一）、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天人矛盾。
人类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引发了大面积的自然地貌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可以说每一种新资源的发现和开发都意味着人类对生态系统索取力度的增强，导致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提供这种支持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人类对自然届的“每一次胜利，在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取消了。”⑤对自然界规律的无视，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的盲目蛮干，其结果便是自然界反过来又以各种暴虐的方式给人类以报复和惩罚。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小亚西亚毁林垦殖，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昔日的良田沃土沦为不毛之地；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施用一个世纪之久，结果后来的热带大雨却冲掉了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赤裸裸的岩石……本世纪中叶在以来，虽然人类奇迹般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正在步步将人类推向深渊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平衡状态已逐渐走向全面失衡，使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之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
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也付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沉重社会代价，深受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改革开放20年间，经济以年均高于8%的速度增长，被称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在国民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是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起来，中国人民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正在饱尝生态破坏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苦果：“陆地和海洋的生态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水土流失面积100万公顷，退化和盐碱化草地面积达13500万公顷，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速度蔓延，全国荒漠化面积26200万公顷，并在继续扩展。近海水质不断恶化，1999年几乎所有中国近海都发生过赤潮”。⑥就资源危机而言，主要表现为基础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资源分布极不平衡，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可耕地面积锐减。总之，生态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形势之严重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
1、资源消费紧逼安全线。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中国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受到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巨大挑战，这就迫使中国为降低农产品成本而对有限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这就加剧了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破坏。中国国土面积年递增2.0%耕地面积，占可耕地面积比重1953年为88%,2000年超过105% ，土地沙漠化面积(2000年)33万多平方公里,每年以1560平房公里速度扩展，水土流失面积(1994年)约11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近16.9%，水资源占用(1953～1999年)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能源矿产消费(1953～2000)以每年0.8%的速度增长，金属矿产消费(1953～2000)以每年8.2%的速度增长，废气年排放(1985～2000年)年递增5.1%(其中二氧化硫为3.9%)，废水排放(2000年)373亿吨,86%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生物多样性、植物物种类15～20%处于濒危状态，酸雨面积(1995～2000年)占国土总面积的2/5,其中酸雨控制区占国土面积的11.4%，自然灾害损失(1949～1995年)年递增3.1%。（注:此原始资料来源于世界资源报告(1998～1999)。）尽管中国能源矿产在总量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但资源的保有质量令人堪忧。作为现代能源矿产的两大关键矿种,石油和天然气在国家能源矿产资源中的比重仅为7.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9个百分点。受此影响,自1993年成为石油及制品的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及制品的进口数量急剧攀升。到2000年时仅原油进口量就超过7000万吨。如此油气资源进口的大幅增长,最终导致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从一个世界能源矿产出口大国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在1992～2000年期间提高了13.1个百分点。
关键性、战略性的资源全面告急，水资源紧张、水质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发展和水资源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001年7月9日《暸望》周刊《天津面对水资源危机》一文中写道“缺水不仅是天津独有，缺水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的一普遍现象…在全国600座城市中，有400座城市缺水，有100座城市严重缺水，如唐山、大连、烟台、青岛、连云港、北京、石家庄，甚至上海等城市都严重缺水，只有靠外调水和开采地下水来运转，2000年全国城市缺水量达到400亿立方米，因缺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2400亿元。”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跨流域调水，说明很多地方一方水已经养活不了一方人。北方的河流都有干断的危险，而南方的河流则普遍污染。全国600多个城市，日缺水量达1600多万立方米，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农村有6500万人饮水困难。
发展与水资源的这种矛盾，在其它自然资源方面也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土地沙化使1.7亿人受到荒漠化危害，2100万公顷农田受到侵袭，393万公顷草场受到威胁。土地资源也在告急，据2003年8月4日《暸望》周刊报道，“我国耕地面积锐减之势令人担忧”，各地违规用地问题严重，我国“现有耕地已从1996年19.51亿亩减少到2002年18.89亿亩。”逼近基本农田的“红线”。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是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我国的人地比例从400年前的1：10到现在的1：1.46，这一人地比例决定了中国的粮食供求关系是不可能宽松的，实际上，庞大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压力是我国最近400年来一直面临的巨大问题，目前的这种耕地锐减趋势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国土严重超载；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约1/2；其中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5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量的1/4；而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而单位面积的污水负荷量是世界平均数的16倍多；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约为发达国家的1/35。从这方面测算，中国的绿色GDP增长是负数。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资源环境各要素的人均拥有量更是明显不足。关键的资源环境要素如可耕地、水资源、矿产、能源矿产及森林面积等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及以下。此种变化明确无误的表明,中国在资源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至少在实践上是如此。中国的天人矛盾何其紧张。
2、自然灾害因人祸而加剧。尽管近几年在城镇的发展规划中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中，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由于中国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系统严重失衡，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加快，环境承载力已经到了极限，W.斯密尔在《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书中写道，“中国在环境理论知识方面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程度，而在环境控制的实际措施方面，还处在二战以前的水平”⑧北京的沙尘暴，包头的氟污染，贵州的排硫超标……都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近年来，我国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规模的市场开放、技术引进和经济结构调整使原有资源消费和环境破坏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庞大的人口数量、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以及传统的资源环境开发理念依旧对原已十分脆弱的资源环境基础依然造成巨大的压力，1998年的长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的洪水及近年北方频发的沙尘暴正是这种人天矛盾激化的真实反映。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元人民币, 严酷的事实告诉我们，以往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平衡为代价的，我们已经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我们有可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贫瘠污染的土地。
（二）日趋尖锐天人矛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构成严重威胁
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状况如何,不仅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且也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潜力与后劲,并影响其发展模式的选择和确立。
天人矛盾的激化已直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当前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国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列举了一组触目惊心的事实：每年有17.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大气污染造成的工作日损失740万人次，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每年至少达到540亿美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⑨
从人口层面看，中国环境要承受十几亿人口，庞大的人口决定了中国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一般说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大,在人均消费水平不降低甚至上升的前提下,将会导致物质总需求的急剧增大,例如食物、水、燃料、住房、道路以及其它物质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增大,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到资源和环境的状况。一条是间接的影响,即通过对经济投资提出更多的要求,以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来满足这些增长着的需求压力,经济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导致对资源的需求和环境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矿产资源、能源以及土地、生物资源的需求都会增加,在技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往往会导致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而加重环境的退化。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人的直接物质需求带来的环境压力的增加,例如居住占地、生活用水的增加,生活中的排污的增加等。因“人口分母的加权效应”导致无论是经济性资源还是象征性资源在中国历史的任何阶段几乎都是短缺的，而资源紧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社会体系不能行使其功能，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都与人地矛盾相关联。根据生态学理论,人类和其它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任何一种种群的数量过大都会使生态环境因为过载而无法满足每个有机体的基本需求，由此导致种群规模面临压力或使种群出现萎缩。
因此，不合理开发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已经超过了自然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再生能力，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中国庞大的人口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难题，已经遏制着可持续发展。对于一个小国经济来讲,某些自然资源的短缺还可以从国外进口来加以弥补和解决,而对于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完全靠从国外进口来解决自然资源短缺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远没有像小国那样大。试想,如果中国的农业资源严重匮乏而导致粮食生产的严重歉收与短缺,那幺,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能够满足一旦缺粮的13亿中国人口的粮食需求呢? “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地说,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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