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官：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安全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朱永官

嘉宾简介：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桐乡县，1989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获学士学位，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获得理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环境生物学博士学位。1994年3月至2002年1月先后在英国女王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和澳大利亚Adelaide大学学习和工作，2001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2002年回国工作，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澳联合土壤环境实验室主任，2007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朱永官研究员长期从事土壤-植物相互作用和环境生物学研究，在营养元素和污染物在土壤-植物系统中的迁移转化规律和控制原理方面具有长期的科学积累，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总引用次数超过近2000多次，H-index为23（截至2009年8月）。朱永官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1）土壤重金属，特别是砷的污染特征，植物重金属吸收、积累和代谢机制及其控制；2）菌根菌在控制植物吸收积累营养元素和污染物中的作用及其机制；3）根际，特别是水稻根际微生物与化学过程的耦合机制及其对污染物生物地球化学转化的影响；4）土壤污染风险评价，特别是健康风险评价方法；5）土壤-植物系统铯钾交互作用机制等。

主持人：陈丹 中国科学院网站编辑

各位网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关注中国科学院网站科学在线栏目，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朱永官研究员。

主持人：朱所长，您好。城市环境所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专门从事城市环境综合研究的独立研究机构，那么中科院在已经有了生态环境中心的情况下，决定建立我们这么一个研究所的原因是什么呢？

朱永官：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城市化进程大家现在都看到了，无论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城市化进程非常快，人们认为城市和城市化代表了现代化，因为在城市里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乐趣。但是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会带来很多环境的问题，因为城市化过程改变了城市这个区域土地利用的方式，并导致城市中物质和能量的代谢的强度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单位面积上生活的人多了以后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还是很复杂的。因此，从国家层面上，需要有这么一个机构来系统地开展城市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综合研究。中国科学院在“十一五”期间设立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顺应了国家的发展需求——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应该说在国际上也是最快的。世界上很多国家经过了上百年，乃至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在我们国家可能在几十年就要达到了，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更为紧迫。城市环境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前沿研究，国际上有诺贝尔学奖获得者把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看成影响世界未来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无论从国家发展的需求还是从国际上科技发展的动态来看，城市环境的综合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过去我们国家也有很多机构，都从事跟城市环境相关的工作，但是这里面很多工作缺乏系统性，可能更强调技术的研发，做一些对某个城市某个方面的研究，作为国内独立的一个专门针对城市环境的研究所，我们将要围绕城市和城市化这两个主题词来开展系统的研究，这里面有系统科学的认知，还有技术的突破，还有系统的集成，同时我们要在政策管理层面为国家的和地方的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

主持人：我们了解到城市环境研究所已初步形成“各研究单元串并联相结合”，和“反馈型矩阵结构”的科技布局，请您为网友解释一下这种科技布局的特点和概念？

朱永官：中国科学院的很多研究所，特别是历史悠久的研究所是以学科、科学为导向的，比如化学所、物理所、生物物理所等等，这些研究所以解决若干科学上的前沿问题作为它的主要方向。城市环境研究所不一样，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它就是要解决城市和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某些问题，因此这样一种研究的使命感决定了我们研究所必须多学科的综合利用，必须要做研究单元之间相互的耦合，要进行串并联，不是说一个研究组在某个领域深入研究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要通过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个问题，最后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解决问题的系统。我们特别强调，多学科的或者叫跨学科的团队作战的精神，只有形成一个串并联矩阵式的结构以后，我们才能提升我们整体的创新能力，提升整体的提供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研究所必须要做的，也就是说多学科的交叉打破过去在研究中以研究小组为单元的单兵种作战方式，通过多兵种作战来集中开展集团式作战方式，才能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主持人：迄今为止咱们研究所在整合国内外城市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朱永官：中科院是中国的一个国立研究机构，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因此城市环境研究所必须高起点。我们研究所建立之后，必须要充分整合国内外各类创新资源为研究所发展服务。就国内而言，我们已经与科学院的机构和大学通过联合申请项目或者是联合指导研究生等等方式来加强合作。但是更主要的还是要整合境外资源，境外包括欧美发达国家、日本发达国家，还包括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因为如果这些力量能得到有效整合，就会对我所城市环境的研究、环境技术的研发以及工程示范和循环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所，要实现快速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这种跟同行的合作。大家知道我国历史上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把对方的力量借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走在科学前沿，同时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特别强调和国际同行的合作，也组建了一些联合的实验室，还有我们所地理位置在厦门，可以充分利用港台的人才资源，港台在人才方面是有些优势的，很多学者都是全球招聘的。但是，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由于地域的特点，它的外延很有限，只是局限在香港或者台湾，区域比较小，同时它们整体的研究经费不如大陆丰厚，我们想把他们的力量纳入到研究队伍来以后，一方面实现了他们更多的价值，同时我们也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资源为我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他们的贡献，也使我们的脚步迈得更快，更坚实一些，应该说是多赢的。

主持人：目前城环所开展了哪些科研项目，取得了哪些突破？

朱永官：我们研究所主要围绕基础的科学问题、技术瓶颈、系统集成和示范、制定政策等四大块来开展研究。这四大块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知识链的连通。有的研究所强调基础认知等基本规律，有的研究所强调技术的突破，有的研究所强调集成和示范，而我们研究所希望把认知基本规律、技术的突破、综合的集成示范打通起来。比如说现在城市里污水的综合利用，因为水资源的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何充分地、高效地利用城市中的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们研究所目前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多学科的综合利用，有效地处理污水、雨水，使其得到生态的回收利用，再循环。我们研究所里的水是循环水，研究所园区是一个零排放的园区，我们作为城市环境研究所要做出榜样，以行动来诠释如何来建设低碳社会，如何来建设循环经济，如何来建设可持续的社区、智慧社区。另外，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污染物在城市环境中的过程，这是一个科学规律认知的命题，但是只有我们认知了这些污染物在城市环境循环的过程，才能知道这些污染物是如何影响到人体健康，如何进入我们食物链和进入到我们人体的。这些认知的规律，为我们控制污染或者缓解污染带来的健康的负面效应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在开展环境功能材料的研究，比如发展新的膜的技术，这些膜的技术可以用来处理污水或者是处理其他的一些制造能源。再比如我们利用废弃物制成新型的具有环保型的建筑材料等等。下一步我们希望通过跟地方政府的合作，通过和企业的合作，把这些进展转换成产品，把这些产品送到千家万户。因为科学的成绩，如果停留在实验室，可能没有太多的社会价值，虽然有科学意义，但是社会价值还是要通过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把科学带来的好处送到人类的每一天的生活中去，为我们社会发展做贡献。

我简单地介绍了研究所开展项目的概况，网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所的网站，我们会及时公布新的研究成果，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社会各界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有目的性，同时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研究所实现了零排放，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朱永官：零排放总体来讲是把我们产生的废物综合利用。因为一个城市系统或者一个社区都是一个生命体，所以我们套用一个生命体中常用的一个词叫代谢，人作为个体生活是要代谢的，一个生活了很多人的社区也有代谢，城市是一个大的社区，我们如何把社区里产生的废物综合利用，如何把废物转化成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一个零排放的重要过程。比如说我们研究所现在组合了很大一块力量在研究城市里的有机废弃物，例如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剩下的东西都是有机废弃物，有机废弃物里面一方面含有营养元素，另一方面含有能量，所以我们现在要想把这些有机的废弃物利用起来生产能源，同时把剩下来的东西变成肥料，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食物生产系统中去，来补充我们的养分，让土壤能够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这样形成一个城乡物质的循环，同时又有很好的生物能源，也符合目前低碳社会的要求。这只是我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我们整合了所里很多研究组的力量，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系统开发，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它做成一个产业化的项目来。

主持人：目前我们这个研究所做得很好，相当于是一个示范区，现在是否已经带动了一些其他的企业？

朱永官：对，现在来我们所参观和探讨的企业还是很多的，也有一些企业希望和我们合作，我们以技术入股，注册形成新的公司。我们必须要通过市场，通过公司的行为，才能把技术变成产品进入到社会，目前已经有公司跟我们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阶段，希望形成一个新的公司，来实现它的产业化。

主持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科研成果情况？

朱永官：我们研究所的特点决定了我们的科研成果应该是多方位的，包括论文、专利、应用的示范项目等等。目前来讲，我所在国际和国内的主流刊物上每年都有不少论文发表，但是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太清楚。发表论文不是目的，只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过程——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够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是不是能够对世界知识宝库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这些成果发表出来能够带动产业化，所以我想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于和企业的合作，这是关键的。

主持人：现在研究所在管理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朱永官：创新肯定是永恒的话题，如果一个机构不改革创新，可能会沉湎于过去的历史的问题。我们的创新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充分发挥这个集体的每一个员工的最大的价值为中心，我们在管理机制上的一个创新就是在组织科研活动时，打破传统的以研究小组为单元的科研活动，突破学科的界限，形成多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我们在评价体制方面也有所创新，我们对于不同的人才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我们所的人才有基础研究的，有技术研发的，有产业化的。我们对搞基础研究的人，就以能在世界一流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产生知识为标准；对于做技术研发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产生社会上感兴趣的，企业有用的专利；而对于做产业化的科研人员，我们希望他能够跟地方的政府和企业合作，能够完成一项具有实用价值的一个工程项目，那也就是说，获得产业化经费是这块的评价指标之一。我们的创新在于想尽办法激励人的创新能力，在这个方面努力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促进研究所的整体发展。在财务上，我们还是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但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经费用来构建良好的创新团队，把经费更多地用在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的创新团队上面，让他们能够有效的利用经费来发展自己的科研活动。我想研究所的其它体制，可能跟其他研究所也有类似的情况。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人才，我们知道，人才是研究所发展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我了解到咱们研究所目前有两个杰青，八个百人计划，我想知道咱们所是如何吸引人才和组建科研队伍的呢？

朱永官：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作为一个研究所要发展，其根本是人才，我经常讲我们如果有一支能够“上窜下跳”的科研队伍，我们这个研究所是有活力的，就能不断地持续地往前发展，所以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研究所首先有个共识，我们必须把人才队伍建设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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