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高度警惕生态危机
过去20年间，中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20%。2005年，因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达5.1万起；2007年，40%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放；60%的大湖因矿物质和有机物污染而出现富营养化；在监测的197条河流中，半数受到硝酸氨、过锰酸盐和石油的严重污染；在监测的287个大中城市中，只有60.5 %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部的标准(另一种说法是，全国只有44.9%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上述环境污染是表面上的，是以城市或工业地区密集人群为中心的。实际上，那些“远在深山”的生态退化更加危险。环境污染了，国土还在，还有修复的可能。但一些致命的生态破坏则很难修复，如消失的物种不能死而复生，损失的土壤不能回到原位，干涸的湿地难以再现生机等等。中国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生态系统全面退化；水土流失急剧，大量国土“沦丧”；物种濒危，生物多样性下降；天然湿地大量消失；人工林树种单一，危害国土生态；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危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基础；现代农业过分强调技术，用地而忽视养地。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而不幸的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之中。青藏高原草地生产力由上世纪60年代的300公斤/亩下降到100公斤/亩以下；地下鼠量由过去的8～10只/公顷增至30只/公顷；土地裸露率由不到10%增加到30%以上。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红树林由历史上最大面积25万公顷下降到目前不足1.5万公顷。
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亿吨。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氮、磷、钾3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的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
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中国濒危或渐危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是造成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重要原因。1988年到2000年期间，黑龙江省嫩江县天然林斑块数由240上升为343，平均斑块面积由80公顷下降为68公顷。长江上已难寻觅白鳍豚的踪迹，科学家承认该物种功能性灭绝。
在北方，河北省过去50年来湿地消失了90%，即便侥幸存留的湿地，八成以上也变成了污水排泄场所；陕西关中一带30多个县，几十年来消失上万个“涝池”(池塘)。在南方，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域面积从最高4000平方公里减少到不足50平方公里。干旱、半干旱区湿地状况更不容乐观：内蒙古阿拉善盟，由于上游地区过度开发黑河水，进入绿洲的水量由9亿立方米减少到目前的不足2亿立方米，致使东西居延海干枯，数百处湖泊消失。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肾”萎缩大大降低了其调节气候、调蓄洪水、净化水体的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旱涝灾害。
几十年来，大量发展人工纯林的传统不但未有改观，反而愈演愈烈。以杨树为例，原来的“南方杉家浜，北方杨家将”，现已发展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是杨家兵”。如今，杨树已经南下江南，接近了南岭。整个大西北、华北平原，甚至江南一些地区，也以杨树为主。高密度、单一树种的人工纯林对国土生态贻害无穷，单一树种形成的种群实质上是一种生物多样性极端下降的“绿色荒漠”。
“化学化”尽管带来了产量的快速提高，但土地出现退化，食品安全受到冲击。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激素、添加剂、农膜，甚至反季节种植、转基因技术滥用，使得土壤板结、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病虫害加剧、产量下降。以前要一年才能长大的猪，现在4个多月就能催肥。两只翅膀的鸡，在激素的作用下可长出3～6只翅膀。这样的食品进入食物链的生态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生态危机还有生物入侵、全球变暖、海洋生产力下降等等。我们要像重视环境污染控制那样高度警惕生态危机带来的隐患，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解决这个难题，只有生态退化遏制了，环境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改善。
(高吉喜为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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