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美学的悖论与生态文明
毫无疑问，激进环保主义者要在美学与伦理之间架构桥梁，通过把所有自然物纳入美的范畴从而实现保护的伦理诉求。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传统往往把对自然的欣赏集中在那些外形能吸引人类眼球的景色上，而忽视了其他景观——这种精英式的审美姿态极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它似乎暗示了某些平凡或丑陋的景观可以被人类任意摒弃甚至破坏。肯定美学要救赎那些经美丑衡量被排斥和边缘化的自然景物。艺术世界的美丑是人区分、比较和评价的产物，而自然物并非人造，它的存在未包含人的设计或意图，因此它可逃离艺术唯美主义方式在自然物之间的挑选、区分、比较。激进环保主义者主张，自然要按如其所是的样子来欣赏：第一，拒绝自然的“艺术化”。观看雨后潺潺溪水中沐浴着阳光的石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欣赏，而将这石头迁移至客厅的壁炉，则将自然物当成了艺术品。第二，不要判断。一切判断都会将人的评价卷入。非判断的欣赏才是肯定美学，因为排斥了任何评价的尺度。第三，不要比较。强势肯定美学不仅认为自然物具有肯定的美学性质，且反对在自然物之间进行比较评价，所有自然物都一样美。总之，若能将自然去艺术化、去判断、去比较，才能显示出在人类视角遮蔽下无法呈现的审美特质，从而一切自然物都是美的。
肯定美学本质上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因而环境道德的唯一相关因素就是人，人只对人类自身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在以人为中心的美学传统中，审美价值完全依赖人的赋予。康德从人的心灵中寻求自然美的根源，而德国美学家里普斯则认为自然美是主体的“移情”作用。人类中心主义仅关注人而无视其他物种的存在，在此观念支配下的美学无疑也抹杀了自然美之客观特性。当代伦理道德关怀逐渐冲破人类的狭小天地，拓展至整个生态系统。罗尔斯顿通过发现自然的内在价值而将道德关怀转移到整个生态系统。深层生态主义的代表奈斯也提出，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类向生态文明范式的转型正是从抛弃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的。
肯定美学通过解构审美关系中人的中心作用而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颠覆。重新审视并消解审美中人的“中心”性是合理的，但肯定美学偏激追求“自然自律”即“去人化”也表现了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与片面性。从理论层面来看，肯定美学在消解人“中心”的过程中不自觉滑入另一极端——“自然中心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以自我为尺度进行活动是一种必然。审美也是如此，它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离开人不可能谈论审美欣赏。审美体现了一种价值关系，包含了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发现与成就。从现实层面而言，这种“去人化”的思路也使肯定美学环境保护的伦理诉求流于空谈。按照肯定美学的观点，自然界所有事物都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且相等不可比较。既然如此，在自然保护中就必须对各个物种或景观加以相同的保护。对人类来说，这并不切实际，生态环境的保护应确定哪些为重点，哪些不是重点。因而，有必要建立一个衡量事物美的尺度来确定物种的价值，而尺度的建立势必要将比较评价因素纳入其中。最终，没有人的参与，自然保护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肯定美学的建构也失去了伦理价值。以人为中心的美学只看重审美的主观性是一种片面理解，而当代激进环保主义者夸大自然物本身的“内在价值”，消解人在审美关系中应有的作用，则为对主观主义的片面反拨。
人类中心主义有三种不同的内涵：第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张人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环境道德都是属人的道德，而非其他物种的；第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认为人是一个生物，他必然要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为了其他物种而牺牲自我的生存；第三是价值论意义上的，此观念坚信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从而人高于其他物种。由此看来，倡导肯定美学的激进环保主义者意欲消解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可能也没必要消解认识论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从深层来考察，肯定美学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消解也是有限的，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小集团人类中心主义和国家、种族中心主义。通过“去人化”的策略，肯定美学企图完成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权利的“平等”划分。但肯定美学的支持者不考虑国家、地区、种族的差异而无条件保护所有物种的伦理诉求显然忽视了在世界范围内实施时所带来的严重不平等。如保护荒野对美国社会或许是可行的，但对于非洲却是一种奢侈行为。在当前的环境格局中，若第三世界国家完全无视人民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响应发达国家环保运动的号召而停止发展，这是一种平等吗？更何况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印度学者古哈认为，激进环保主义运动只是美国社会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式阴谋。这种立场或许是激进的，但揭示的却也相当深刻。肯定美学的支持者超越物种差异所追求的平等实际上是以牺牲部分国家或人群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场运动一开始就定位为其他物种向人分权的无关国家、阶级等的普遍性行动，从而否认自己的立场，但它却难以掩饰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以特殊的个人利益为价值尺度的个人人类中心主义和群体人类中心主义、国家和民族中心主义等，而非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合理的以人为本是人类活动的必然选择。
无论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自然”或“生态”中心主义，这种“中心化”其实仍未超越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与“去中心化”的生态文明相去甚远。生态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有机统一的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真正的生态文明既关注人的权利，也突显自然的内在价值。西方的生态运动要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只有根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在此基础上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这可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中汲取营养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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