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最初的制造和最终的处理都被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电子废物的“自由贸易”正迫使世界上贫困的一群人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继续贫穷，抑或中毒。

　　在流动和交换的反复循环中，被废弃的电子垃圾也被创造出了“财富”。以这个“财富”为中心衍生出了一条分工明确的“产业链”——回收、销售、拆解、运输……这个链条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一直徘徊在若隐若现的边缘，同时因为它也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也就一直以一种半地下的“自由贸易”的方式出现。尽管这样的方式常笼罩着一层灰色的外壳，但是并不影响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这是个朝阳产业！”

　　东北人老王每天都会骑着他的三轮车在北京城内固定的几个住宅小区里转悠，他高亢嘹亮的吆喝声使得人们很容易就知晓他的职业——回收废品。

　　老王在继承了上一代“废书废报废杂志的卖”的传统吆喝之后，又加进了“旧电视、旧电脑的卖”。但是，如果你要和他说“赛扬”、“奔腾”这样更“专业”的词汇，他会毫无反应、充耳不闻。像老王这样在北京的住宅小区里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外地人，更多的是把电脑当做像电视机一样并没有多大特殊性的物品，但是他们依然希望能够多收到“旧电脑”这样的大件，因为“这个东西好卖，而且给的钱也挺多的”。

　　类似老王这样以传统回收业务为主、电脑回收为辅的“收破烂的”，在刘秀云的眼里就非常的“不专业”，刘认为他们的业务过于低端，而她和她的同乡们则更“专注”一些。在北京万寿路上的一个小杂货铺前，刘秀云和她的同乡们每天以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出现，在他们身边的地上会放着一个白纸黑字的小标牌，上面的字表明了他们从事的业务范围——“显示器、打印机、墨盒、硒鼓”等等，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对过路人进行大同小异的询问——“有电脑卖吗？”当然，他们所需的日常开销并不能以这样守株待兔的买卖方式来得到满足，而且他们还承担着城管检查的风险。所以，刘秀云也会经常光临固定的废品收购站，在那里挑选出他们需要的物件。老王那样的“低端渠道”就会成为他们收购的对象，成为他们的上游“供货商”。

　　尽管刘秀云始终认为自己和老王那样的“收废品的”不是一码事，但实际上他们已成为电子废物“贸易”第一环上的主力军——电子废物的收集者。在北京，从事旧电脑回收的“游商”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这里能赚到养家糊口的钱，弄不好还能发财。

　　郭哲林，三年前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专门从事旧电脑回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村子里有人做这个发了财。”这个上过高中又在乡镇工厂下了岗的男人来到北京就入住了北京旧电脑集散地之一的后八家村——这里位于北四环外，靠近中关村市场。和中国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一样，这里的房子租金便宜，外来人口集中，而且多从事废旧电脑回收工作。郭哲林落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旧自行车，然后就开始了他旧电脑回收的职业生涯。

　　“我通常去问那些在写字楼里的单位，这些地方要卖的话通常数量会很多，大不了就被他们赶出去。”郭哲林用这样的方法第一年就赚了两万多元钱，但是喜欢单打独斗的他因为资金有限，所以现在还处在小规模的经营当中。而在后八家村里，现在已有了合伙经营，他们也开始追求起规模效益。“几个人凑钱合股，这样生意就会做得大一点。”郭哲林解释说，这个自称喜欢上网和读书的农民在村里被称为是“文化人”，至今还保持着最早通过网络来进行回收工作的纪录。“在论坛里发帖子，留下电话，另外就是上网查一些大单位的电话，然后再打电话过去问。”

　　亲历过“电子商务”的郭哲林现在显然已经对这样低级的收购转手不感兴趣了，“我在琢磨怎样把那些被淘汰的旧光驱改造成汽车上的CD机。”他对那些在村里已有了规模效益的经营集体也不以为然，他拿着一张印有“八达诚合电脑回收有限公司”字样的名片说：“什么有限公司啊，这些都是没注过册的。我们在这里做这个也很少有人来管，都把这称为是‘朝阳产业’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把老家的人叫来做这个了！”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印证郭哲林“朝阳产业”这个“宏论”。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从2003年起，中国每年将至少有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冰箱、600万台洗衣机要报废，电脑和手机的更新速度远快于家电产品，目前约有500万台电脑、上千万部手机进入淘汰期。随着液晶显示器的出现并逐渐成为市场主流，传统CRT显示器电脑的淘汰速度将会加快。

　　“不可能卖不出去！”

　　王、刘、郭这样的人有着农民特有的纯朴和狡猾，他们的谈判能力极强，能以极低的价格收到废旧电脑。按着他们“业内”的标准，一台15寸的显示器的收购价不会超过120元。然后他们加价20至50元后卖给村里的“合资大户”，由他们负责集中转手。这些“合资大户”在这个灰色贸易中担任的角色是小型的中间商。

　　在北京后八家村里，回收和批发分工明确，刚入行的就做做“散兵游商”，时间做得长的或手头有了点资金的就可以在村里租上一个仓库，做一些货品的囤积和仓储，然后寻找买家。按货品的不同，他们也有长项专攻：有专做显示器的、有专做打印机的、还有专做硬盘或电脑主板的等等。他们多以家族式作坊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乡村社区里，被回收的废旧电脑会经过第一道筛选。

　　“那些做二手电脑生意的电脑公司经常会过来询问，看有没有好点的货。”郭哲林说， “经过我们的检验，那些还能用的就被挑拣出来等电脑公司的人来买。”郭哲林所说的检验实际上指的是插上电后看显示器亮不亮。“就算有坏的也没关系，那些电脑公司的拿回去能修。”

　　由于这些在回收最前线的游商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在回收时会把价压的极低以保证自己能得到足够多的利润。那些在二手电脑市场经营的小公司也很喜欢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也同样能以极少的钱得到他们想要的。

　　二手电脑商的生意在郭哲林看来，与其主要的差别就是面对的客户群不同。“他们是修理之后再卖出去，针对的是那些学生。”郭哲林说。二手电脑市场已成为此种“自由贸易”中最主要的销售渠道，回收的一部分电子垃圾在这个环节经过翻新组装之后，重新又流回消费者的手中。

　　由于国家对二手电子产品的定价没有规定，所以在这个环节所产生的利润也就无法估计。“组装一台二手电脑整机成本很低，一台台式电脑卖1000元至2000元还有可观的利润，因为本身配件就很便宜，二手市场里整机的价格也要比正规电子市场便宜30%以上。我们也正是以价格低廉吸引消费者，但保证电脑的原器件都是能正常使用的。”在北京平乐园电子市场里，从事二手电脑经营的张建保说：“只要收来了，肯定就能卖出去，哪怕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也有人要，不可能卖不出去！”

　　在挑尽榨干还有使用价值的电子废物之后，那些回收商又会重新光顾二手电脑市场，这里剩下的那一批电子垃圾还等待着他们的处理。下一步他们就打算把这些电子垃圾打包装箱用货车运往南方。

　　“他们赤手空拳的拆解！”

　　“不要的就往广东浙江运！”这已经成了电子垃圾固定的行进线路。在北京后八家村的那些简陋仓库前，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货车，这些货车的车厢都很严实，外人很难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如果货源足够多的话，每天都会至少有装载着满满一车电子垃圾的大货车从这里起程开往南方的电子垃圾集散处理地。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一直关注着电子垃圾的去向，他们搜集到的中国电子垃圾集散处理地有：广东贵屿镇、广东清远龙塘镇、广东南海大沥镇、浙江台州地区、河北黄骅市、湖南省及江西省等地。尤其以广东和浙江最为严重。

　　绿色和平的项目主任赖芸曾对广东贵屿镇做过详尽的调查，他说：“贵屿镇是国内最早的也曾是最大的电子废物拆解地，那里已经形成了一套非正规的体系，由于设备的简陋和落后的意识，当地的环境不但遭到了破坏，而且人的健康也正受着危害。”

　　自1995年以来，贵屿地区从一个贫穷的、以种植稻米为生的农村转变成迅速发展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这里所有可供建筑的土地都提供给了上百个小型的、而且通常是分类的电子废物回收作坊和场院。而在回收作坊里工作的劳动力中不乏有妇女和儿童。“他们大多是赤手空拳的在做拆解工作，用锤子和煤炉解体电脑，根本没有防范措施。” 赖芸的表情很严峻，“那里回收电路板的方法第一步通常是去除焊接。几百名工人多为妇女和儿童，他们把电路板放在一个浅平底锅上，在燃煤的炉子上加热，直到晶片可以移动时，马上用镊子拔起迅速放进身旁的桶内。晶片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再销售的，另一类被送到回收作坊去回收金，晶片上的小针经常会被拉直，浸到新的焊料里，使它们看起来焕然一新，并用在电脑的再制造行业里。”

　　处理电子废物的平均工资为每天16元。为了微薄的薪水，工人赔上了很大的代价，很多贵屿民工都感染了呼吸道疾病、皮肤溃烂、肾结石。据“绿色和平”统计，有超过80%的当地儿童也感染了呼吸道疾病。大量的电子废物材料和处理残渣并没有被回收，而只是简单地倾倒在露天田地里、河岸旁、水塘里、湿地里、河流和灌溉渠里。当地饮用水的质量在电子废物拆解业的发展中不断下降，每天都有载着装有新鲜水的大塑料桶的拖拉机队伍驶进贵屿，运水这项新兴商业已经在这里发展起来。

　　现在的贵屿镇基本没有了农业，除了电子垃圾拆解业之外，其他产业极为薄弱，拆解业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当地政府直到本世纪初还在鼓励和支持拆解业发展。

　　“绿色和平”的中国电子废物项目负责人赖芸一直在强调：贵屿原始的拆解方式只是一个样本，在国内其它地方也还存在着这样危害环境和健康的自发形成的拆解场和集散地，一些地方的规模超过了贵屿，他们都是在用“19世纪的技术来处理21世纪的废物”。

　　如果这些电子垃圾只是来源于国内，问题还不会如此的复杂和严酷。

　　“洋垃圾都运过来了！”

　　美国的两个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简称BAN）和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简称SVTC) 在装满电子垃圾的集装箱里安放了卫星追踪仪，从美国的西海岸出发，沿着货轮行驶的轨迹一直跟踪到了中国广东的贵屿。中国绿色和平也参与了此间的调查。2002年，他们发表了联合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输出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垃圾》。

　　该报告中显示，美国国内收集的电子废物50%至80%没有在本国回收处理，而是被迅速地装上货船运往亚洲，而其中的90%则运到了中国！

　　难道美国没有技术能力来正确处理这些垃圾吗？为什么这些垃圾流向中国等亚洲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呢？据BAN与SVTC报告分析，美国之所以向中国等亚洲国家大量输出电子垃圾，除了美国没有在限制发达国家将有害物质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巴塞尔公约》上签字外，亚洲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普遍缺乏环保标准以及没有相应的有效法律体系保障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回收业，让企业难以承受的人工成本也是美国将电子垃圾出口的一个主因。

　　环保组织认为企业有脱不开的责任。“电脑生产商为争取市场占有率，经常没有必要地推出新型号，令电脑的生产周期由4至5年，大幅缩减至2年，促销的结果导致大量的废弃。生产电脑令企业赚到盆满钵满，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很多连电脑也未用过，却为糊口而赔上健康和无法挽回的环境破坏。”

　　“回到亚洲。”那些辩解说“因为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地在亚洲生产，所以把废物出口回亚洲是合理的”逻辑更遭到了环保组织的讽刺。环保组织说：“发达国家享受产品的中间段，而把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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