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审美观是指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中逐渐培育和发展起来并积淀在民族内心深处的审美观念。崇尚自然、追求自然之美是中华民族审美观中最重要的特征。在中国美学史上，“自然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是基于中华民族对自然山水的认识、体验升华的一种理想的美学形态。

　　水是地球中分布最广且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关系最为密切的物质资源之一，也是大自然中最丰富多彩、绮丽多姿的物质。水不但给予人以饮用、灌溉和舟楫等方面之利，还给予人以美的愉悦与享受。中华民族对水一直怀着十分强烈的感情；而赤县神州壮丽的河山也无时不激发着先民对水之美的深切感受，因而水在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说明的是，大千世界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和静止地存在的，水之美的魅力也往往与大自然中的其他物象如山、林等自然景观和亭台楼阁等人文景观交相映衬与契合才更能显现出其美的神韵，所谓“水得山而媚，山得水而活”，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从人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这是因为人类的第一要务首先是生存，而生存就时刻离不开物质资源的保障和供给。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洪荒时代，“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类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马克思语）。那时，自然对人类而言，还是一种盲目的力量，是一种不可征服的恐怖对象，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完全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界在人类的心目中是无美可言的。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故事，就是原始人把太阳、海洋等当成丑恶对象并加以诅咒的。经过漫长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自然界不断地“人化”，人的本质也不断地“对象化”，自然和人都由原来的“自在”状态，不断地转化成了“自为”状态，即自然界由“自在之物”逐步地向“为我之物”转化了，人由自在的人逐步地向“自为”的人转化了。这样，人类从对自然的服从、依赖关系渐渐变成“为我”的关系，并在自然对象上打上了人的智慧、才能、情感等本质力量的烙印，使自然成为马克思所讲的“人化的自然”，这时人们才会感知到自然美的存在。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开始总离不开物质的功利目的。《说文》曰：“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大”之所以为“美”，大概主要是因其肥美好吃之故。人们赞赏山水林谷之美，也不是从它的自然景色的角度出发，而主要着眼于“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荀子?强国》）。而所谓的“山川林谷美”，是因为其有“多良材及灌溉之利也”（王先谦《荀子集解》），其实质也是一种“致其用”之美。中华先民在很早的时候便逐水而居，远古时的贤王，“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淮南子?齐俗训》）。相传周族远祖公刘在率领部族选择聚居地时，“观其流泉”、“度其湿原”（《诗经?大雅?公刘》），把寻找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作为定居的必要条件。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典籍中，充满了对大禹颂扬溢美之词，无非是基于当年大禹治水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十余年奔波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率领人民征服了凶猛的水患，为万民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因此，可以说人们对大禹的赞美是从实用的观念出发的；同时也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对水主要是以一种恐惧、异己的心理来对待。

　　生产力和科学文化水平极其低下的蒙昧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精神需求，只能以山水等自然神的崇拜形式出现。山水审美意识，则是人类进化到文明社会后生产的。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先民逐渐解除了对包括水在内的自然界的神秘和恐惧，也不再单纯以实用的目的对待自然万物。“在山水致用观念还在支配人们头脑的同时，人们开始把山水与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道德意识层面联系起来。尽管这种联系的方式有些牵强，但这种联系标志着人类对自然山水认识的一种飞跃：人类已开始摆脱直接的物质功利性，而代之以较为高级的精神功利性了。”（李文初等《中国山水文化》）直接促使这一飞跃的是先秦诸子特别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中，道德的“善”往往被当成审美的重要尺度，因而《说文》在解说美“从羊从大”后，接着便说“美与善同义”。可以说美善统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出了著名的“比德”说（所谓比德，是指从客体的自然物的某一特征中品味出与主体人相关的美德）。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观念，开儒家以道德的善来比附自然山水的先河。后代儒者继其后，也多持“水者，君子比德焉”之说。如《荀子?宥坐》、《说苑?杂言》、《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以水比附君子道、德、仁、义等方面的记述。

　　《说苑?杂言》说：“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水）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主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也必东，似意。”借水以比德，表明了当时人对水已有了深入细致的观察，掌握了水的某些自然规律。尽管这一“比德”的观念从本质上讲还不是以纯粹的审美心态来观照自然山水（其实质仍是一种功用论——道德功用论），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它“第一次揭示了人与自然在广泛的样态上有着某种内在的同形同构从而可以互相感应交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审美的一种心理特点”（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儒家的这种以水（山、玉）的道德比附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尽管后来出现了纯粹的山水审美观念）。如在开辟山水审美新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将水（山）等自然之物与人的品德乃至人的感情性格、音容笑貌相比，盛行起 “人物品藻”风尚。《世说新语》载，卫瓘评价乐广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以清水和明镜为比喻称赞乐广之见识高明。郭泰赞美黄叔度的话说： “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矣。”以水之深广形容黄叔度的器量宏大。宋朝文学家范仲淹也曾以富春江之美比于严子陵，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人品和山水之美交相辉映，成为千古绝唱。此外，以菊花比隐逸，以莲花比君子，以梅、松、竹来象征人的高洁品德等，都是这种比德思想的反映。如李泽厚所言：“比德”是华夏美学塑造人性情感、心理结构的具体方式，它是“礼乐传统”和儒家道德观念的体现（李泽厚《华夏美学》）。

　　从生态和环境科学的角度看，人类与大自然处于有利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更多的令人愉快的信息流，从而使人发生良好的精神感应。这种感应，就是萌发自然美感的基础。尽管在先秦甚至更遥远的年代，华夏先民主要以实用、宗教等观念对待自然山水，但大自然的无限丰富之美已在潜移默化中时时刻刻触动着人们的耳目，诱导着人们的美感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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