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了世界第一大峡谷

　　杨逸畴， 68岁，江苏人，地理地貌学家、科学探险家、水资源专家、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从1959年开始研究青藏高原，长期从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登山科学考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科考探险活动，前后20多次上青藏高原，8次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5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我国特殊、边疆、空白的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中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在发现、探明及论证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工作中，他作出了杰出贡献。该发现被科学界评为“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人类的又一次重大地理新发现。”他们的功绩也因此载入中华世纪坛。

　　他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中科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1973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动物、植物、地质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对青藏高原进行了全面、细致、综合的科学考察。科考工作结束以后，中国政府邀请300多名外国专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际科学家大会。在会上，杨逸畴等人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令外国科学家大吃一惊，令世界为之震动……

　　杨逸畴初次上青藏高原是在1959年。那时，他还是一个刚刚走出学校的年轻人，对青藏高原只有概念上的认识。当时，比杨逸畴年长的科学家们对青藏高原的认识都很初浅，只知道那里是“荒凉、高寒的生命禁区”，连中科院地理所带领杨逸畴研究青藏高原的老师都没有亲自去过。

初上青藏高原全副战备武装

　　第一次上青藏高原，杨逸畴他们走的是川藏线，这是当时进藏的惟一线路。

　　解放前很少有人去过青藏高原，特别是科研人员。那里的山脉、河流、湖泊等自然资源还未被开发利用，前景十分广阔。在1959年之前，中外科学家对青藏高原都十分陌生，研究青藏高原的起点相同。就是从1959年开始，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开始了用双脚一步步衡量高原的科学考察活动。

　　1959年的西藏刚解放不久，还在闹判乱。中科院组织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去青藏高原作综合考察，考察活动也是半军事化的。科研人员坐在苏联产的莫洛托夫牌军用大卡车上，享受着车顶有机关枪、车前车后都有公安部的武装车队持枪保护的“待遇”，自己还随身携带武器，从始至终都处于战备状态。

　　尽管气氛有些紧张，第一次置身于青藏高原，杨逸畴的感觉还是非常新鲜。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雪山，呼吸着清新纯净的空气，心里像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开阔、轻松。这是一种让人着迷的感觉。杨逸畴非常清楚他喜欢的这种感觉背后将是他的异常艰辛的付出，他将从事的工作需要他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精力和体力，甚至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做好了精神准备，毫无怨言地开始了青藏高原地质地貌的科考工作。从197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批科学家对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察，动物、植物、地质等多个学科的专家都参与到其中。作为学科负责人，杨逸畴走遍了全藏地区，对青藏高原的方方面面状况了然于胸，藏东、藏南、藏北和藏西的每一寸土地都印上了他的足迹。

　　截止到1980年，我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大规模科考工作基本结束。我国科学界邀请对青藏高原研究感兴趣的外国专家3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际科学家大会。邓小平出席了该次会议。在会上，地理学家杨逸畴等人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令外国科学家大吃一惊。

　　“没有想到默默无闻的中国科学家能在青藏高原这块世界瞩目的地方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在世界青藏高原研究中获得领先地位。”外国科学家这样感叹。

雅鲁藏布大峡谷惊现世间

　　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西藏阿里最著名的神山冈仁波钦，从发源地一路向东流到米林县境内后，急转南下，经墨脱县出境，做了一个马蹄形大拐弯。雅鲁藏布大峡谷正位于这个著名的大拐弯处。

　　1973年，大批科学家对青藏高原进行综合科学考察时，杨逸畴等人在多雄县派区沿雅鲁藏布江向东深入，整整走了１5天，到达了一个叫做白马狗熊的地方。这里两侧全是陡直的绝壁，根本无法通过。

　　早在1902年，一个英国军官曾偷偷进入中国境内，深入到白马狗熊前面的大峡谷里。回国后这个英国军官写了一本叫做《无护照西藏之行》的书，里面谈到他在大峡谷里面看到了一处异常美丽的瀑布。大约二十几年后，一个英国植物学家也来到大峡谷，在著作《藏东南考察记》一书中，对在大峡谷里看到的两条美丽瀑布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大峡谷里到底有没有瀑布？如果外国人没有杜撰，那么里面的瀑布是一条还是两条？杨逸畴他们急于知道答案。可是科考队所带物资几乎用尽，大雪即将封山，他们只得原路返回。

　　第二年９月，杨逸畴等科学家又从派区翻越多雄拉山口，从大峡谷下方的墨脱县逆江而上，从大峡谷的顶端岗朗艰难地向腹地挺进，初次进入了大峡谷。夏天的大峡谷，景色瑰丽而神奇，如同国画大师不可多得、神韵独具的神来之作：地面上的小湖泊星罗棋布，河谷里水草丰美，给人一种置身于草原的错觉。而谷地两边连绵起伏的高山及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又让人觉得时间永远凝固在了冬天。从多雄拉山口下到墨脱谷地直线距离是30多千米，杨逸畴他们走了3天。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短的距离，他们却经历了相当于从极地到赤道、从北方到海南的多变的气候及景色。在大峡谷同一个山峰的坡面上，竟然分布着9个垂直自然带。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支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队，杨逸畴担任考察队的现场总负责人。两年内，他又４次走遍了通往大峡谷的每条险路，共发现四处美丽的大型瀑布群。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渤生也参加了大峡谷的考察活动。

　　从大峡谷考察归来，三位科学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科普文章。

　　在理论上论证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在1994年4月。1994年3月，杨逸畴、高登义、李渤生三人应邀前往我国台湾进行讲学。他们从台湾同行那里得到一个重要信息：美国科学家在前往西藏旅游时，偷偷拍下过几张大峡谷的照片。通过分析，他们认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南迦巴瓦峰下的大峡谷，可能不逊于科罗拉多大峡谷，但因缺乏实地考察证据，因此不敢贸然对雅鲁藏布大峡谷下什么结论。

　　从台湾回到北京，杨逸畴调来大峡谷的航测地形图、航空像片和卫星影像图，拿这些图像跟自己在大峡谷中拍的照片加以对照，并一次次根据实地考察记载下的数据仔细比较和计算。一个月后，杨逸畴终于得到了准确的结论：中国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杨逸畴又和高登义、李渤生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刘东生一起审阅复核，确认这个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994年4月17日，国内媒体将这一重要新闻向外界公布，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极大轰动。

　　1987年，中日联合探险队攀登喜马拉雅山中部的库拉岗日峰。杨逸畴作为中方队长，也参加了此次攀登活动。

　　杨逸畴的高山反应比一般人强烈。在此之前，高山反应来临的时候，他只要忍耐着度过最初的两三天就可以恢复正常。可是那一次，强烈的高山反应一直没有过去。回到北京后，杨逸畴经过体检，才发现自己右动脉血管有些堵塞。长期在高原地区工作，他的动脉血管已经弯曲变形了。如果再上青藏高原，就是拿生命冒险。然而实践是地理工作者的最高原则，当得到医生的禁令后，杨逸畴将科研方向改为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研究。

　　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青藏高原一样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两者在地理上有着内在的关联。青藏高原是一个强烈的上升地区，而塔克拉玛干沙漠跟青藏高原相比就是一个沉降地区，它们之间隔着一座昆仑山。昆仑山相当于是一个支点，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青藏高原置于它的跷跷板的两端。杨逸畴研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境变化，拿其跟青藏高原的隆起作比较，目的还是为了研究青藏高原。

　　从1987年到1994年，杨逸畴5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进行科学探险，对尼雅古城遗址和在地质地理科学上还是空白的“北民丰隆起”进行了考察。这5 次沙漠考察中，有两次是中日联合进行的。

　　1991年8月下旬，在骄阳炙烤着大地的酷暑中，中日联合探险队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在维语中，“塔克拉玛干”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选择在8月成行，是因为出资赞助此次考察的日本政法大学的人只能在暑假来中国。这实在是一次冒险，连考察队雇用的极富沙漠探险经验的拉骆驼工人都是第一次冒着酷暑穿越沙漠。在高温、水土不服、缺水、脱水等困难面前，杨逸畴带领10名中日敢死队员，不但成功地完成了穿越，还成功完成了科考任务。

花甲之年徒步穿越大峡谷核心无人区

　　杨逸畴是第一批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科学家，迄今为止他已经从不同方向进入到大峡谷里八次了，可以说整个大峡谷他都已经一步步丈量过了。在科学考察史上，能够八次进入大峡谷是空前的壮举。

　　杨逸畴前六次进入大峡谷，一直没有走完全程，都在距核心地区还剩下最后90公里的河段停步。论证了大峡谷是世界第一之后，把这最后一段河段走完成为他最强烈的愿望。由于身体的原因，家人及朋友都试图劝阻他。但杨逸畴决心已定，并从1994年就开始筹备徒步穿越无人区。

　　到1998年，杨逸畴才得以成行。当时他已经做好了“献身”的准备。在徒步穿越前夕，有的科学家还特意剃了光头，以示征服这最后的难关的决心。

　　90公里的无人区地形十分复杂，他们整整用了37天才成功穿越。当大家汇集后，不禁抱头痛哭。这种难得的情谊和付出后的巨大成功，是一般人无法体验的。对于杨逸畴个人来说，能够在花甲之年参与徒步穿越大峡谷的壮举，是他的科研之路的一个圆满句号。

冰川泥石流中死里逃生

　　从科学考察的角度讲，地理位置越险要、越原始、越偏僻的地方，野生地貌保存得也就越完整，越有价值。科学考察就是要去比较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但是，越原始的地方也就越危险。杨逸畴在高海拔地区进行野外科学考察，一住就是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有时候会碰到冰崩、雪崩等危险。杨逸畴说，他碰到的最危险的情况就是在泥石流的包围中死里逃生。

　　那是1973年，杨逸畴等科学家在考察途中夜宿在川藏公路旁的一个小村子里。当天夜里，雨下得很大，雷声不绝于耳。杨逸畴的同伴们太累了，已经进入了梦乡。他却听见牛羊都发出了惊恐的叫声，感觉到地面似乎在动。好像是地震！

　　杨逸畴经常在野外工作，临阵不乱，先喊醒几个同伴，然后跟着大家一起跑出去看。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他们将手电筒的小光柱汇成一道大的光束，才看清楚：他们住的那个村子旁边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大桥，那座桥已经被龙头有百米高的泥石流冲弯了！泥石流中带着很大的冰块，是罕见的冰川泥石流。

　　老百姓跟着他们一起向高山上狂奔。泥石流的速度非常快，如果跑得慢了一点，泥石流就会漫到腿上来。那时候是晚上两点多钟。大雨一直下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停。山下的村庄在泥石流中全部夷为平地。

雅鲁藏布大峡谷下流的不明确国界线

　　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下游，有一条不明确的国界线——麦克马洪线。提到麦克马洪线，杨逸畴说“我们地理学家有义务强调它是非法的”。

　　上世纪初，英国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勾结印度统治者，单方面划定一条所谓的中印边界线，西起不丹，向东延伸至中印东段边境地区，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米领土，相当于浙江省大小的喜马拉雅南坡地方划给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当时西藏的统治者没有签字，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因此称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至今，中印两国尚未谈判，只维持现状。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科学家对雅鲁藏布大峡谷进行考察，还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领土的争端要靠国家的实力，而国家的实力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中国的科学家把雅鲁藏布大峡谷研究清楚了，中国政府才可以更理直气壮地去收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是我们的宝地。但是印度想占领这块地方，他们把我们的宝地进行开发，在上面修建了铁路、公路、飞机场，甚至允许外国人移民到那里，想把那里变成一个特区，要永远进行专制。而西藏的墨脱县至今还很落后，是我国惟一一个不通公路的县。

　　杨逸畴等科学家在麦克马洪线附近考察之后，被外交部请去几次，提出他们的意见。来自中国地理学家的科学论据，将为中印谈判提供第一手资料，是进行谈判的科学依据。

　　杨逸畴从1959年到1998年前后20多次上青藏高原，每次都在青藏高原考察半年以上，相当于在青藏高原累计度过了十年的时间。在人烟稀少的地区考察，杨逸畴等科学家跟家人、跟外界都没办法联系。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

　　科学家到野外考察，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吃住。入乡随俗，跟当地百姓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办法。尊重当地百姓的生活习惯，跟他们吃住在一起，向当地人了解情况，请他们当向导，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回想数十年的科考生涯，杨逸畴说，如果没有少数民族老百姓的支持，大峡谷的考察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他们给我们当向导、给我们当民工、给我们提供食物，我们之间结下深厚的感情。”

　　杨逸畴从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就开始跟当地藏族百姓打交道，从青年到壮年，直至老年。在许多藏民的观念中，只要是北京来人了，那就是中科院的杨逸畴带人来的。作家马丽华给杨逸畴讲了他在青藏高原时的感受。当地藏民围着远道而来的客人，新奇地打量着他们，一遍遍念叨着同一句话。最初没有人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终于有人听懂了，才发觉原来他们一遍遍喊的是“杨逸畴”这个名字。在藏民的心目中，杨逸畴是一个“没有户口的西藏人”，一个与他们情同手足的科学家朋友。

　　“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事，藏族老百姓的情谊是我获得的最高的奖赏。”杨逸畴不无骄傲地说。

　　现在，已经68岁的杨逸畴也没有停止对青藏高原、对大峡谷的关心、反思和总结。青藏高原和大峡谷是宝地，它们的开发、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将在西部大开发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水资源超过长江三峡的两倍半。如果把大峡谷的水力资源引导到下游进行发电，不仅能够解决西部地区的能源问题，还能直接减少当地百姓砍伐树木等破坏自然的活动，一举两得。

　　每次给青年学生作报告的时候，杨逸畴都会告诉年轻人：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大自然不会亏待我们。这是一个将一生奉献给大自然的科学家发自内心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