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的十年和“自然之友”的十年

1996年滇西北林区，一棵生长了300年的大冷杉轰然倒下。年轻的“自然之友”会员在细数年轮，她不愿相信生命竟会如此脆弱；而年老的会员唐锡阳手抚依然散发着清新气息的树干，心潮难平……

　　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已过十年。创始人梁从诫先生说，这是他个人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现在，72岁的梁从诫准备从“自然之友”淡出。这意味着这个著名的NGO即将结束个人领袖引领的时代，而职业化发展之路则刚刚开始。

　　□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实习生　常楠溪

　　梁从诫真的不再年轻了，比起1999年带着“自然之友”奔赴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时的样子———那一年他也已经67岁，在青海格尔木他第一次见到了野牦牛队，刚一句“我们像是回家了”，“这帮剽悍的康巴汉子竟然哇地哭成一片！看着这些在可可西里弹雨酷寒中眉都不皱的汉子们泪流满面，有谁能不动情？”
　　五年后说起这些，梁从诫眼圈仍旧红了。他却闭口不谈在可可西里返乡途中遭遇了严重的车祸。此前两天，6月5日，梁从诫刚刚公开宣布：“自然之友”面向全国招聘总干事，而他要慢慢淡出了。
　　他开玩笑说，“我以前是会长兼总干事，后来岁数大了，发现自己成了会长兼总不干事。”
　　他缓慢地转身，缓慢地落座。问他有没有英雄迟暮的伤感，身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的他说，“我的能力实在有限，我梁从诫也总有走的一天，‘自然之友’不能上演中国历朝历代‘人亡政息’的悲剧。”
　　在梁从诫他个人老去的背后是“自然之友”———中国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生机勃勃的十年成长。

1998年“自然之友”向“野牦牛队”提供捐助，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当众全部销毁缴获的藏羚羊及其他野生动物皮张，绝对不得出售，图为销毁现场，前排右二为梁从诫

　　因忧患而结盟
　　1997年春天，杨东平作为“自然之友”的代表，访问了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EDF)，那是一个成立于1967年、有30万会员的著名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EDF的创始人说，他们最初只有10个人和在客厅里的思想———必须干点事。“我不禁笑了。梦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最初只有4个人，还有在公园里的思想。”
　　那是1993年6月5日，在北京郊外一座荒废古塔下，40余位知识分子席地而坐，在一个名为“玲珑公园”的草坪上忧患地讨论着中国环境的恶劣现状。
　　这是一次自发的没有名称、没有会场、没有议程更没有媒体到场的集会。梁从诫说，事后，我们以那座小小公园的名字称之为“玲珑园聚会”。
　　早在此前三月，他们中间的四人就开始酝酿成立一个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他们是：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
　　当时，中国的环境问题还远未如现在这般得到重视。在玲珑园聚会中，一位会员的演说让大家心灵震动：如果我们12亿同胞都以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据运筹专家计算，需要的资源将是现在的60倍。这块已经喂养了我们五千年的土地，谁会相信还能挤出60倍的乳汁呢？
　　“以最大的人口吞吃最少的资源，中国的前途便面对双倍的危险”。这句话深深地刺痛着这些知识分子。
　　梁从诫和他的朋友们意识到真得为环境保护做些什么。他们想到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时隔数年，梁先生坦言，当时也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就是想做些什么。
　　那时候，他们中间还没有人听说NGO，尽管1990年代起国际社会NGO正在大量出现。梁从诫也只是知道著名的“绿色和平组织”——“电视里总能看到他们在示威游行。”
　　1993年3月，梁从诫带着草拟好的章程和大家商量的名称“绿色环境文化协会”来到国家环保局申请注册。按照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两个主要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间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主管单位。
　　这一找主管单位的过程被戏称为“找婆婆”，而法律对“婆婆”的资质要求很高：根据分级管理原则，成立一个全国性的NGO，需要找一个国家部委级的“婆婆”。
　　国家环保局拒绝了梁从诫，因为环保局下面已经有一个“中国环境协会”(记者注：半官方色彩的环境组织)，“一个主管单位下面不能有两家相同的协会。”
　　北京市环保局也拒绝了梁从诫。他继续找“婆婆”，继续被拒绝。“当时我们意识到这条路肯定是走不下去，有点绝望。”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日后回忆。
　　柳暗花明。这时国家环保局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出主意，你可以挂在一个二级单位下面，二级社团不用单独注册。梁从诫时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还曾担任过书院副院长。于是文化书院“收留”了他们，但按照有关规定名称必须为“分院”，于是梁从诫起名“绿色文化分院”。实际上，根据“保护环境，善待自然”的宗旨，大家私底下已经开始简称“自然之友”。
　　十年后，梁从诫笑着回忆，当时文化部有关人员纳闷地问，文化书院里弄个绿色文化分院，你们到底搞什么？“主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天人合一等等。”梁从诫当时瞎蒙一气。
　　带着文化部盖了章的文件，梁从诫终于来到最后一个关口——民政部。“哐”一下，民政部批准的章顿时就盖了上去。走出民政部大院，拿着一枚崭新的公章，梁从诫感慨万千——为这一刻他奔波了足足9个月。
　　那枚公章刻着“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friends　of　nature”，为了实现“自然之友”的名称，friends　of　nature(自然之友)是申请时梁从诫他们加上去的。

　　民间性质
　　1994年，梁从诫写信把成立“自然之友”这个民间组织的消息告诉了一位远在福建的小朋友。小朋友回信问，“你们是不是准备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驾着快艇冲向大海？”
　　当时，中国社会对于非政府组织(NGO)的理解一片空白，连如同孩童这样的想象都很缺乏。
　　准确地说，当时中国并非没有NGO。正如学者王名教授将中国NGO归纳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体制改革催生了大量GONGO(GovernmentalNGO，政府发起的非政府组织)，它们自上而下地承担政府转换下来的一些职能。二是民间层面，即出于社会需要自下而上产生的大量草根组织。“自然之友”便属后者。
　　在“自然之友”之前，一些政府主办的非政府组织早有存在。如成立于1979年的国家级环境非政府组织———中国环境科学协会以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中华环保基金会等等。
　　据后来一些NGO研究人士分析，NGO的出现首先是环境外交的需要，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大会，中国政府需要建立非官方的团体应对环境管理和保护的国际化问题，于是在1979年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协会。其他原因还包括：为了吸引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为了利用国际专家资源的需要。
　　编制和经费常常是草根NGO最尴尬的难题。“自然之友”最初的300元注册费是梁从诫从他做生意的亲戚手里借的。“自然之友”成立之初，并未很好地开展活动，同样有经费原因。
　　在中国环境NGO遭遇淡漠的背后是社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第三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正如“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所言，这次破坏，除了巨大的人口压力，高速度、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工业化模式等传统因素外，增加了经济体制变动、道德和文化危机、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刺激等新动因，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和严重性。
　　然而环境意识的淡薄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9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梁从诫和杨东平风尘仆仆赶到北京大学作一个有关环保的讲座，听者不足30人。
　　更为顽固的是，多数中国人习惯认为，环保是政府的事，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政府和专家。1995年，梁从诫无不遗憾地说过，“中国是一个没有NGO传统的国家，很少有人想到自己应当、并且可以组织起来参与环保活动。”
　　在这种宏大背景下，“自然之友”的出现显然是个异类。它从推进社会性的环境教育起步。
　　如杨东平所言，“从观众寥落的绿色讲座开始，‘自然之友’开始了不自量力的‘启蒙’。为无辜的大自然的代言是那么微弱……然而，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
　　1995年9月，“自然之友”告别了“流浪”岁月，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暂借北京某公司一房作为临时办公室。此前“自然之友”一直在梁从诫家里办公。

　　败多胜少的战斗
　　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是“自然之友”成立不久最鼓舞人心的一次环保事件。1995年12月初，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准备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生长于斯的珍稀动物滇金丝猴将面临危险。
　　“自然之友”立即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呼吁书，并送达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经媒体报道后，这一恶性事件得到控制。这也是“自然之友”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
　　“自然之友”真正声名鹊起源于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1998年，“自然之友”先是筹款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随后，“自然之友”和《中国林业报·绿色周末》联名邀请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英雄——中共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野牦牛队”)书记扎巴多杰来京，向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有关部门介绍他们的工作，并访问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办公室。
　　“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末，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40万元。
　　翌年2月，“自然之友”又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提交了《关于保护藏羚羊问题的报告和建议》。建议由中央主管部门对藏羚羊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并建立青海、西藏、新疆3省区联防制度。国家林业局参考“自然之友”建议，随后开展了那场著名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
　　看似欣然的过程却遭逢连续的意外。先是扎巴多杰突然死亡，后是“野牦牛队”在接受表彰后不久被决定整体解散。
　　得知此讯梁从诫如五雷轰顶。1999年8月，梁从诫与17名记者联名上书中央，反映藏羚羊目前的危急处境和野牦牛队将被解散的问题，建议加强反盗猎措施并整体保留野牦牛队。
　　这一次，“自然之友”却无力回天。五年过去，梁从诫内心依然酸楚，“我们支援‘野牦牛队’的过程中，忘了还有一条潜规则———表扬孩子，先要表扬父亲。NGO如果不支持野牦牛队，它或许还能半死不活。我们支持它，让它红火了一阵子，反而落下一个解散的结局。”
　　明白这个规则后，梁从诫曾做过最后的挽救。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个人身份给青海省政协写了信，感谢当地政府培养了“野牦牛队”这样一支勇敢朴实的环保队伍。“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梁从诫追忆“自然之友”往事，严肃地说，“NGO在中国解决问题不是沙龙式的，是有危险的。在中国做环保，在某种场合不是田园诗，有时候是生死搏斗。”
　　1998年保护川西洪雅天然林就是一例。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和几位协助拍摄的“自然之友”会员被林场扣留长达40分钟。为保护采访成果不被劫走，“自然之友”会员周虹冰深夜女扮男装，身藏录像带，费尽周折逃离林场。
　　节目最终播出，社会反响巨大，但有关人员却遭遇麻烦。“自然之友”会员吴登明在一天内收到两次威胁电话，扬言要用他的脑袋补偿当地的损失。
　　“自然之友”在总结这次行动时，由衷地向大家提出请求：“我们诚恳地希望会员们在调查、劝阻破坏环境的人和事时要十分慎重，要有周密的计划，在安全方面做好充分准备，还要认识到我们作为民间团体的作用及其局限，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
　　尽管惊心动魄甚至充满死亡的威胁，但只要得到回报，努力总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更多时候，“自然之友”体味到的是殚精竭虑后事态毫无改变的滋味。杨东平说，这恰恰才是NGO的常态，“每一件事我们都是抱着不可能成功的心态去全力争取的，如果碰巧改变或者纠正了，那纯属例外。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败多胜少的战斗”。

　　NGO正在改变的和难以改变的
　　“自然之友”在经济上完全依靠体制外资源，经费来源于会费、国内外社会团体及私人捐赠，特别是国际大型基金会、公益组织。让自然之友感到欣慰的是，它至今“没花国家一分钱”。截至1999年9月30日，“自然之友”所得到的资金共计252.6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约63万元。
　　目前中国民间组织获得和动员资源的能力还相当有限。但与大多数社团相比，“自然之友”的资源动员和获取能力已算高出许多，据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统计，1998年，全市合法社团的平均收入为26.4万元，远远低于“自然之友”。
　　名门之后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特殊身份自然帮助了梁从诫和他的“自然之友”，尽管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自然之友”走过的十年，如果说它有所成就，已经很难说清这是梁从诫的个人贡献还是“自然之友”的集体成功。
　　很多问题都是通过他政协委员的提案渠道才得以“上去”。比如说关于长江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比如说建议首钢部分迁出等等。
　　这显然是中国早期草根NGO共同的特点，即由个人精英或社会名流发起而起家。这也是国际NGO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如世界最大的、经验最丰富的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最初的创始人便是英国的一位亲王，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最终走向真正的职业化组织模式。
　　“自然之友”就正在“去梁从诫化”，这也正是梁从诫自己的意思。他说，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
　　让梁从诫感到欣慰的是，“自然之友”经过十年发展，正在受到更多的重视。梁从诫举例说，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惟一一家NGO被邀请，“而且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
　　即使是这样，梁从诫目前的个人收入刚刚调整后也仅达到3000元／月。在自然之友起步的那些年，梁说，他靠文化书院每月的500元度日，是老伴方晶用退休金养着他。
　　在NGO做事的多是一些深怀公民责任和宗教情怀的人士。但近年来，“自然之友”的骨干纷纷流失，相继创立了自己的NGO。如何让一个组织从早期的沙龙过渡到稳固的组织，让“自然之友”更加职业化———这是“自然之友”正在探索和焦虑的。
　　一场体制改革正在向“自然之友”袭来，就是从招聘总干事开始。“这个改革必须进行。这不仅关乎中国NGO发展的走向，而且也关系到中国公民社会如何向好的方向发展下去。”“自然之友”的创始人之一梁晓燕说，“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NGO，‘自然之友’理应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一直是NGO棘手甚至最关键的问题。
　　梁从诫一直主张NGO要将自己定位为温和的合作者。“再有本事，也不能取代政府。再说，不当家不知持家苦啊。”梁从诫坦诚地说，“自然之友”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所谓“力所能及”，就是要选择有把握的“战场”，否则宁可不打这一仗。有些方式在中国是不适合的，也是行不通的。
　　“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我们还必须为中国后来的NGO铺平道路。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必须稳妥。”梁从诫非常认真地说。
　　很多东西是NGO可以改变的，有些却无能为力。每次碰到这些无法更改的事实，梁从诫常常哑口无言：
　　——黑水如小溪般从长江边流过，地方县长苦恼地说，我知道这个造纸上污染厉害，但关掉了2000人的吃饭怎么解决？
　　——一些负责环保的官员们在考察环保途中觥筹交错，相互争论着喝茅台还是五粮液，酒醒后大谈失学儿童的可怜；
　　———努力挽救被造纸工厂污染的内蒙古草原，不料国家环保总局人士也无奈感慨，我们也没办法，造纸厂里有当地政府的利益。
　　即便如此，“自然之友”和400多个跟随其后兴起的民间环境NGO们还在努力。“积十年之成效，中国的NGO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显著存在。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因而，他们经常被人视为天真或偏激。然而，社会并不总是循着‘聪明人’的意志。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正如龙应台在获文学奖时的感言——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这是“自然之友”纪念自己十年过往时的感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对本文写作提供了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