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理想的环保主义者

　　最近出现的两件事让汪永晨烦恼不已。

　　一是国家环保总局掀起的“环保风暴”。风暴出现后，汪永晨的名字经常和一些环保事件连在一起，记者身份的汪永晨反而成为其他记者追逐的对象。无疑，在这些媒体看来，汪永晨不仅是一桩桩环保事件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频繁地应付采访，这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

　　让她烦恼的第二件事是一场关于“是否要敬畏自然”的争论。2005年第一期《环球》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的文章《人类无须敬畏自然》，文中称“我要严厉批评一个口号，即所谓‘人要敬畏大自然’”，文中同时强调“人定胜天”。对此持不同意见的汪永晨在1月11日的《新京报》上发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一文，双方争论开始。随后，以方舟子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加入让争论开始升级，并最终演变为一场论战。

　　“我一直反对‘人类征服自然’这句口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汪永晨仍然坚持她在争论中的态度，“大自然的力量是人类无法征服的”。

　　争论相当激烈，一时间，“伪环保主义者”、“极端环保分子”、“宣扬反科学的迷信”的“帽子”纷纷向汪永晨扣来。面对反对者的言辞，汪永晨说自己并不在乎这些评价，自己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付诸行动。

　　都江堰“大捷”

　　很多人在说到汪永晨时总是喜欢加一个头衔“反坝人士”，即反对修建大坝的意思。从都江堰问题到怒江问题，在这场反对建坝的运动中，环保NGO(非政府组织)开始崭露头角，汪永晨这个名字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

　　2003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木格措采访归来的途中，汪永晨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快守不住了，你快过来看看吧。”打电话的是都江堰遗产办公室工作人员，打电话的人要求汪永晨过去采访，阻止在都江堰的鱼嘴上马杨柳湖水库水利工程。刚好准备到成都换飞机的汪永晨随即和同行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一道调查了此事。站在岷江边上的汪永晨远远地望着都江堰的鱼嘴，“那一刻我决定，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鱼嘴，让更多的人来保护世界遗产。”

　　汪永晨告诉《决策》，对都江堰的关注是从当年修紫坪铺水电站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她还在为未能保住世界上唯一的无坝水利工程而遗憾，作为都江堰最精华部分———鱼嘴的保留也被当地的环保部门和一些民间环保人士看来是唯一值得欣慰的成果。可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只是换个名的杨柳湖水库水利工程又要在都江堰的鱼嘴修建。

　　回到北京后，汪永晨在她一手创办的记者沙龙上公布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很快，敏感的媒体开始报道。从7月初到8 月底，180家媒体的集中报道终于让有关部门作出反映，2003年8月29日召开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省长张中伟同志说：“这个问题，省政府领导的意见是一致的。早就打招呼了，不能上。”至此，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告一段落。

　　媒体、环保官员、环保NGO在这场保卫世界遗产“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说保卫都江堰是以胜利而告终的话，那么怒江“保卫战”则要艰巨得多，最终的结果也充满了变数。而在这场“保卫站”中，由汪永晨创办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等环保NGO则一直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草根的力量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彰显。

　　怒江“保卫战”

　　2003年8月12日至14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审查会，会议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而就在此前的7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三江并流”为世界自然遗产，怒江正是 “三江并流”中的一条大江。

　　正在外地采访的汪永晨在听到这一消息时“为之一震”。“我们有什么当然的理由开发一条处女江呢？”汪永晨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了解怒江，汪永晨和其他媒体的记者、环保志愿者一道开始了为期9天的怒江之行。怒江之行让她亲眼见到了怒江和当地人民的生活，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反对建大坝的决心。后来，汪永晨在《深情的依恋———怒江》一文记录了她怒江之行的所见所思。

　　“今天要在怒江上开发十三级水电站，除了有扶贫说以外，就是能源短缺说。扶贫，就要移民，把有着那么丰富民族文化传统的人的家搬走了，那么‘三江并流’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的‘这里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他们丰富的文化和土地之间的关联：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神话、艺术等’还能存在吗？没有了根的民族，能富裕吗？

　　能源说，开发怒江，官方的说法是要花费1000个亿，这算的只是修坝的成本。怒江大山的形成，河水的流淌，植物的绿色与花卉的芬芳，鸟儿的鸣唱，鱼的跳跃，还有桃花节，溜索，有人算过这其中的价值吗？一条江的形成，经过了地质上多少万年的演变、淘汰与存留，一个民族特色的形就，一种文化内涵的孕育，一个习俗的养成，又要多少代人的沿袭。而毁掉，却可能是一瞬之间。”

　　2004年2月18日，温家宝总理对规划作出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争论了半年的怒江大坝终于暂时告一段落。“温总理批示了！大坝缓建！”正在怒江的山谷中行走的汪永晨在得到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同路人，而后，她失声痛哭。

　　“她为什么哭了？”知名记者翟明磊说，“并非人们推想的‘感激涕零’，因为她知道我们保住了多么珍贵的财富。 ”但是，时间不长，怒江大坝的建设又“悄悄”上马，以“绿家园”为首的环保NGO又一次举起“反对”大旗，汪永晨再次投入到保卫怒江的“拉锯战”中。

　　2004年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组织召开了“怒江流域规划评价专家审查会”。汪永晨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奇怪”，没有NGO和公众的参与，会议竟通过了《怒江水电项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到会的专家也多是支持怒江水电的专家。汪永晨无奈地说，在怒江上不建坝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争取开听证会，希望工程建设能够按照程序办理。

　　在怒江问题上，环保NGO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影响了政府公共决策，这对于NGO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在汪永晨看来，在怒江问题上，北京、云南等地的环保NGO开始联手，这让NGO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新生力量。另外，环保 NGO也逐步走出环境教育阶段，开始进入鼓励公众参与、呼吁程序化阶段，但是距参与制定公共决策阶段还有很远的路。

　　两种错位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环保NGO“绿家园”负责人，具有双重身份的汪永晨在外人看来她的人生又是错位的。

　　1988年那年，已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汪永晨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多年来她做了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报道，在电台先后开辟了《环保热线》、《走进自然保护区》等环保栏目，其中很多栏目在中国具有开创性。一次获得中国环境新闻一等奖、一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三次获得亚洲太平洋广播节目大奖等等，屡获大奖的汪永晨可以说早是一名资深记者，但是让外界所熟知的还是她作为“绿家园”负责人的身份，这对一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错位。

　　汪永晨的另一个错位体现在她为“绿家园”选择的另类生存路线上，让她成为知名人物的“绿家园”的影响力却又来自她所效力的媒体。汪永晨说，在都江堰问题上最早发起的是环保NGO，但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媒体，“绿家园”的发展又利用了她作为记者的身份。

　　2000年夏天，“绿家园”记者沙龙正式启动，每月一次聚会活动。记者沙龙的出现，让“绿家园”跟媒体走得更近，汪永晨为“绿家园”选择了一条很独特的发展“路线”———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2002年，“绿家园”记者沙龙和中国青年报“绿岛”联手，记者沙龙的规模继续扩大，它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去年5月，北京市政府开始酝酿搬迁市动物园，“绿家园”在获得消息后，立刻在记者沙龙上发布。媒体随即有了反应，公众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面对公众的反对，北京市政府最终否决了搬迁计划；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绿家园”和记者们的努力下宣告停建，同时还准备修建北京的第一个湿地公园。

　　但是，这种角色的混淆很快招来别人的质疑，“媒体应该属于公众，媒体记者应该为公众而不是某个组织代言。”汪永晨认为，“这也是中国的国情，我们有很多信息不对称。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确实不应该这样，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插曲吧。”

　　理想主义者的边缘生活

　　今年的大年初一，汪永晨再次开始了她的怒江之行，随行的是50位自愿报名的环保志愿者，汪永晨说她要介绍怒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怒江———这条国内仅有的两条生态河之一。

　　一个人十几年矢志不渝地追求环保、痴迷于环保，这不仅需要有热情，更需要对环保充满理想和执著，对一个外人来说，汪永晨的作为恐怕是无法理解的。那么，她的环保“情结”因何而生？这还得从1993年的一次采访说起。

　　汪永晨回忆说，“在青藏高原采访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在奔跑嬉戏，那么快乐，那么和谐。而后我又看到了一头被猎杀的野牦牛，牛角朝天好象一个天问，我觉得那个天问就是———为什么要杀我？假如我没有看到他们那么快乐的生活，或许看到它们被杀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感慨。那一刻我就决定，我一辈子都要走这条路。”

　　其实，让汪永晨坚定走这条路的还有一群人———朱以勋和他的学生们。朱以勋，徐州市睢宁县一个乡村小学的校长，首届中国环保“地球奖”(1997年)的获得者。1994年，汪永晨听到朱以勋“卖面买受伤大天鹅的故事”后前去采访。在那所小学里，她听到了一个又一个爱护鸟类的感人故事，孩子们同捕鸟队斗智斗勇，用省下来的饺子喂鸟……

　　尽管生活贫穷，但他们却非常爱护小鸟，这次采访打破了汪永晨“有钱和有闲的人才做环保”的想法。在听到这些爱鸟的故事之后，一位做生意的朋友给了汪永晨一万元，把睢宁县那个乡村小学的30个穷孩子和10名老师请到北京来，亲自让他们讲述爱鸟的故事。

　　“我是个环保‘发烧友’，我要把我的发烧‘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汪永晨说。

　　1996年，汪永晨和中国环境科学院的金嘉满共同发起了“绿家园志愿者”活动，这距国内第一个环保NGO“自然之友”成立仅相差2年。最初，汪永晨给“绿家园”提出“走进自然，热爱自然，和自然交朋友”的口号。观鸟、植树、捡垃圾，这些活动相继开展起来。

　　应该说，环保改变了汪永晨对大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她的生活。“我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没有那么强的挣钱欲望，台里只要给1500元生活费就足够了。”

　　原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设有《环保热线》等环保类节目，但是后来，环保栏目取消，汪永晨称自己成了一个“边缘人 ”。“有环保节目就做，哪个栏目需要我，我就去给人家打工。”

　　1999年，汪永晨开始筹划出版一本反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摄影集。在随后的4年里，汪永晨走进冰川、沙漠、深山、峡谷。4年后，一本名为《绿镜头》的书面市。汪永晨给书名前加了一段话“大自然的昨天与今天”，她说大自然的明天在哪里，这要读者去回答。

　　最近出现的“环保风暴”和“敬畏自然”之争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她说自己是个写手，现在只想在家写下在大自然中的感悟，“被你拽出来采访，我是极不情愿的。”汪永晨向记者“抱怨”道。

　　“每本69元，其中30%捐给怒江小学，你买几本？”采访结束时，汪永晨拿出她的《绿镜头》，做起了“义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