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晨：为我们的将来存钱
11月25日下午2点，作为绿色记者沙龙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汪永晨准时出现在中国青年报六楼会议厅。
两个小时前她刚下飞机，之后花10分钟洗了个澡，20分钟吃午饭，半个小时打电话寻找遗失的录音机，还有一个小时在路上，在出租车上打了个盹儿。所以，会场上的她看上去神清气爽，与刚下飞机时的灰头土脸判若两人。
她刚刚从怒江下游的萨尔文江畔回来，拖着沾满泥水的旅行箱，里面有她在萨尔文江沿岸拍的照片和每晚在江边的篝火旁写下的日记。
汪永晨，现年50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中国著名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创建人。今年年初，因为“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等NGO(非政府组织)的呼吁和推动，曾经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暂时搁置。
保卫怒江
2003年8月，得知云南怒江上要修水坝的消息时，汪永晨正在丹江口采访。
按照规划者的设计方案，在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怒江中下游建立的两坝十三级梯级水利工程，全级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比三峡工程的规模还要大。
但是，汪永晨和她的伙伴们认为，发电的方式可以选择，但怒江一旦被破坏，将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大坝的修建，不仅意味着沿岸的生态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建成后不一定会像预计的那样给当匕傩沾锤嗟木美妗?/p>
今年2月，汪永晨与来自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一起走近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收集了大量图片、文字和声音资料。3月，他们自己酬资举办的“情系怒江摄影展”在北京举行。“即使怒江上最终还是建了十三级水电站，我们还是要告诉公众，告诉子孙，曾经的怒江是一个什么样子！”汪永晨说。
怒江建坝工程被搁置后，有媒体评论说，民间组织的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汪永晨却半开玩笑地说过，不要高估了中国的NGO，他们和那些利益团体较量，感觉就像业余队和专业队在一个赛场上比赛，“不是一个层次的”。
“她的身上有种说不清的力量”
像11月25日这样紧密的日程安排，对汪永晨来说并不少见。
她没有孩子，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耗在环保这一件事上。“我的父亲总是告诫我说，将来不管做什么，至少要在一件事上做足功夫。从开始做环保那天起，我就知道，这就是我要做的那件事了。”
“她的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和她一起共事多年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环保主义者沈孝辉说。
汪永晨戏称自己是“环保发烧友”，有人则说他们是一群“狂热”的环保主义者。
“但是做环保，没有热情还真的不行。”包括汪永晨自己，在真正把环保作为一项事业之前，也像其他人那样，认为“环境保护是有钱人才做的事”。
“绿家园”1996年成立的时候，没有挂靠单位，没有一分钱。但他们还是组织了很多环保知识普及活动，吸引了一大批会员。到内蒙古的恩格贝大沙漠种树，去山东荣城天鹅湖观鸟，在北京郊区种西红柿，甚至在大街上捡垃圾，所有的活动费用都是会员平摊。到现在为止，会员已经增至3万，“绿家园”也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
“想去做，便努力去做了。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不是在预先的计划之内。”汪永晨说，“理想主义者从来都不计较结果，他们只注重过程。如果你太计较结果的话，反而会有太多的顾虑，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做成。”
2000年，汪永晨和几个做环境报道的记者朋友冒出个点子，开办绿色记者沙龙。4年来，这个沙龙吸引了一大批关心环境保护的记者和专家，他们的奔走呼吁，为这次“怒江保卫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绿色请跟我来”
“现在做环境保护，缺的是人，而不是钱。”汪永晨说，“你看，没有钱，我们的‘绿家园’现在也这么大了，记者沙龙也坚持了这么多年。所以，根本上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环保意识问题。”
汪永晨还有一样不大方便展示的收藏，“我跟别人说我的梦想是将来能建一个声音博物馆。”因为做广播记者的关系，汪永晨对声音有着更为特殊的感情，这次在萨尔文江，弄丢了自己最好用的录音机，她很伤心，逢人就讲。
在她收集的音响资料里，包括长江源头冰川融化滴水的声音，曾经回旋在库区小巷叫卖的声音，高原上牛粪燃起篝火火焰跳跃的声音，她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喘气的声音……这些声音，有些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有些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
“生活就是这样，有什么喜欢的，总想攒着，舍不得丢。”汪永晨说，她的理想是希望能尽量保留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东西，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它的美丽。
曾经有一个朋友跟她讨论过银行的贴现率问题，如果现在存入银行100块，将来取出来的钱可能只有相当于80块的购买力。汪永晨对此颇受启发，“做环境保护就是在为我们的将来存钱，我们的努力得到的不是百分之百的回报，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为此付出更多。”
“为了绿色请跟我来。”在汪永晨的各式签名中，有一款是这样写的。
|
延伸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