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南：环境政策研究先行者

　　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王金南一边寻找着记者需要的资料，一边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报告书都是他和课题组成员完成的“排污收费制度”的最终报告，使用和研究过的相关材料就数不胜数了。

　　一项奖：“笑傲”环保学界

　　“每一项环境政策的研究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做政策研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如果不被相关部门接纳的话，你的大量心血很可能就会付之东流。”王金南对此深有感慨。

　　排污收费制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王金南从1991年开始负责研究“中国排污费水平及其影响预测”项目，主要是设计2000年污水排污费收费标准及其对工业和家庭的影响；1994年开始着手当时环境政策领域世界银行技术援助规模最大的“中国排污收费制度设计与实施研究”，作为课题组副组长，负责项目管理、总体方案设计等，在1999年，该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直到2003年，这项新的排污收费制度才在全国全面实施。

　　“其他环境政策情况也大都如此！”王金南说，他进行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绿色GDP核算研究大概有七八年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从1998年开始在江苏镇江和内蒙古呼和浩特两个城市试点，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刚刚建立，2004年的环境经济核算报告也正在等待相关政府部门的审定；生态补偿政策的研究始于2000年左右；环境税研究始于1996年，现在还没有进行试点实施。

　　“只是鼓敲的比较响了。”王金南感叹道。

　　尽管研究成果被接纳、转变为国家政策的过程是如此漫长而艰巨，但是王金南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他主持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项目获得了2005年唯一的“国家环境科学奖一等奖”；规划纲要已通过广东省人大的审议并颁布实行；深圳、中山和惠州等地市按照该规划已开始或者完成编制相应的地市规划；广东省环保“十一五”规划和其他一些区域性规划也以该规划为基础进行了编制……

　　王金南还主持完成了近40个国家级环境科研项目，其中10多项成果居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4项成果获得了部级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先后发表了近70篇论文，出版了17部合著以及1套丛书，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50多个政策研究建议报告；1995年获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7年获第一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技奖；1998年被批准为“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1998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三条“线”：撑起生态城市

　　谈到环境规划，王金南说，他还在这上面走了点“弯路”。那是在1990年，在担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期间，他和同事采用了美国的复杂大系统规划研究方法，建立复杂的环境规划数学模型，把几千个参数输入计算机，进行规划模拟计算。但是结果很不如人意，由于参数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规划设定条件往往不符合实际需求。追求大而全的美国大系统规划方法，现在看来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因此，我们现在就逐步转向地方，也就是城市或者大区域的环保规划、政策研究。”王金南说，规划是发展的龙头，以前的重点是污染控制治理，而现在环境规划非常关注空间布局。如果产业布局不均衡或存在重大问题，污染治理效果自然不佳，而且需要花费更多的经费和精力。

　　“关于获奖的‘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评委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它是我国第一个区域性、城市群层面上的环保规划研究项目；但是我认为它的最大亮点是：把空间布局在环保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了4大主体功能区，即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珠三角的规划不但吻合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而且其核心意思的设定、提出要比之早得多。”王金南郑重地说，规划提出了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三大战略任务。红线调控就是要优化空间布局，把整个珠江三角洲划出约12％的陆域面积，这是不能“动”的，如果把这些地区“动”了，珠三角的自然生态系统、大气质量、水环境自然净化等都会遭到巨大破坏，而且难以恢复；绿线提升，就是要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清洁生产从源头削减污染；蓝线建设就是要保障环境安全。在补环保欠账的同时预防新型环境问题，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局面，重现碧水蓝天净土，把珠三角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

　　王金南还高兴地告诉记者，珠江三角洲环保规划是第一个被省人大批准的规划，具有法律效果，这就避免了做个规划当“门面”的形式主义。而现在，长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的环保规划也都在按照这一模式做。

　　俩“专业”：相互保融会贯通

　　“我是浙江金华武义人，从小在山区生活，父亲曾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护林人。青山绿水的美景，使我对于环境很有好感，所以在填写高考志愿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环境工程。”王金南边回忆边微笑着说。于是在两个月后，当时高考成绩名列县第二名的王金南，如愿以偿地迈进了清华大学的土木与环境工程系。

进入清华后，王金南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了。“在研究生期间，我比同班同学多修了一倍的学分，都是一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课程。由于时间有限，很多专业课我都没有认真听过，基本上是自学。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经济管理专业上，如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国际贸易等，学了不少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东西。”王金南开心地说了一件小事，那是一次环境水力学的考试，他被任课老师拒于考场之外，因为老师说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见过他，怀疑是代考的。在同学们为他作证后，才被允许考试，“不过成绩还不错，得了近八十分。”王金南略显得意地说。

　　除了专业课出勤率不高外，在睡觉前和同学“卧谈”的也都是与专业不沾边的东西，如宏观经济、世界政治、社会科学、历史哲学等。王金南说，当时并没有想过要从事金融等行业，去赚大钱，只是单纯地对这些非专业知识感兴趣，而且觉得只做单个工程或技术的作用有限，政策的影响要大得多。在本科和研究生时的“不务正业”最后却“终成正果”。环境科学本来就是一门文理兼备的综合科学，王金南说，有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的知识基础，他在进行环境经济、政策和规划研究时，感觉融会贯通、水到渠成，倒有一点“超能”的感觉。

　　一句话：工作痛并快乐

　　“有人说，现在环境经济的春天到了。”王金南认为，由于国家经济实力上升以及各级政府、老百姓的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地位正在上升，现在环境经济、政策和规划的研究需求也正在快速上升。

　　王金南说，环境政策创新空间很大。政策是从无到有的，再从有到好或更好。比起从无到有，现在从有到好的阶段要更为艰难。而且我国的国家资源、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尽人意，社会政治制度也不同，因此，环境经济和政策的研究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研究的难度就更大了。

　　虽然如此，几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符合自己的兴趣和思路的，项目一个个完成，成果也一个个出来，并一个一个被政府部门采纳，王金南说那是“痛并快乐着”。

　　谈起家庭，王金南就是单纯的快乐了。王金南的夫人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问起谁干家务时，王金南一秒钟都没有考虑，冲口而出“她干！”儿子在离家挺远的地方上小学，都5年级了，王金南总共只接过儿子1次，那是去给儿子开家长会，结果还迟到了。“年轻时，每天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晚上1、2点钟，由于工作效率高了，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在家里也能干活了，最近几年，时间反而多了一点，周末都能和儿子在附近的羽毛球馆里打打羽毛球，主要目的是培养一下父子感情。”王金南有点歉疚地说。

　　■人物档案

　　王金南，一九六三年生，浙江武义人。现为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研究员，并任亚欧环境技术中心顾问，全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系统工程分会委员，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华环境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二○○一年获中国青年科技奖。二○○二年获全国环境法制先进个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