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代言人”王灿发的环保情结

　　10月29日，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全球45名“环保英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水污染防治法》起草专家王灿发名列其中，与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英国查尔斯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政要名流、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一起，被誉为“地球的代言人”。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王琪　

　　11月7日，罗兴全再次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下称帮助中心)，此行目的还是向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求助。

　　身为四川盐边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的罗兴全，在过去8年中，与当地上千名群众同一家造成严重污染的黄磷企业不懈抗争。在王灿发和帮助中心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们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那家黄磷厂被责令关闭了。污染受害群众希望获得赔偿，让那家黄磷厂为它所欠下的环境债付出代价。

　　接待像罗兴全这样的污染受害者，对王灿发来说已成“家常便饭”。他所领导的法律帮助中心已经“连续8年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100多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数字来自美国《时代周刊》。10月29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45名“世界环境英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名列其中，也是其中唯一一名法学家。

　　《时代》每年都会推出一期合刊，评选出当年的年度英雄人物。为了彰显环境问题在全球人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这次《时代》从“领袖与远见之士”、“环保活动家”、“科学家与发明家”和“企业家”四个方面评选出年度英雄人物。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都名列其中。

　　《时代周刊》第54页用了一幅形象的漫画来描述王灿发所致力的环保事业：王灿发身着绿色衬衫，他的面前高耸着一个正在冒浓烟的烟囱，他鼓着腮帮，向那个烟囱吹气，试图将那些浓烟吹灭。在他身后，是地球的一个缩影——城市和山脉。

　　这幅漫画引得王灿发开怀大笑。

　　不被尊重的环境法

　　王灿发第一次接触环境法是在1983年。那年刚从吉林大学毕业来到厦门大学教书的王灿发去北京大学进修，在听了中国早期环境法学者程正康讲授的环境保护法课程之后，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1983年的中国，人们对法律的认识更多停留在“严打”上，对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法律的关注接近于无，当时国内只有两三所大学开设了这门课程。王灿发隐约意识到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忧患，而环境法可能会破解即将面临的困境。进一步，他想到可以在厦大开设环境法课程，于是便一边听课一边编写教材，进修回来后的1984年，王灿发成为厦门大学第一位环境法教师，为两届学生开设了环境法课程，获得成功。

　　在厦大从事环境法教学获得的成功，最终确定了王灿发此后的教学和研究方向。1985年考研时，他选择了环境法学。1988年，他获得了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法学教学工作。

　　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从助教做到教授的王灿发，在向学生们传授环境法学知识的同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工作发展很快，越来越多的法律被制定出来，但环境问题却不见改善，相反呈现出越来越恶化的趋势。

　　“包括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也是‘减缓环境恶化的趋势’。”回忆起上世纪末期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时，王灿发说：“也就是说，环境还可以继续再恶化，但是可以恶化得慢一点儿。”

　　虽然环境保护法中规定要保护和改善环境，但事实上，法律文本中的这种愿望并没有变成现实。

　　“做不到改善环境，但最起码你要做到维持现状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环保规划中都在说‘要减缓环境恶化的趋势’。 ”他说。

　　王灿发发现的另一个问题，则让人们看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在现实社会中的尴尬。

　　王灿发注意到发生在云南省石林自然保护区的一次破坏事件。这里的石头被人们挖来烧石灰，被媒体曝了光。

　　“记者去采访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哎呀，环境法的规定呀，那只是理论上的要求，与实际不符。’”王灿发模仿着那位县委书记的语气说道。他接着说：“一个县委书记都把环境法作为理论的要求，这说明环境法多么不为人所熟悉，不为人所尊重。所以，很多人就说，环境法是一个橡皮图章，基本不起什么作用。”

　　“这似乎给人一种环境法不是法律的感觉。”他说。

　　怎样才能让环境法律法规起到作用？

　　王灿发觉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没有起到相应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没有治理污染的压力，企业自然就没有遵守法律的动力。

　　在王灿发的设想中，让受到环境污染的老百姓去起诉污染制造者，让这些企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是让环境法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

　　而与此相关的是，污染受害者的起诉，必然对地方政府及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形成不同程度的压力，这能促使他们改变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态度。

　　帮助污染受害者

　　在长期的教学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环境法学知识，王灿发认为自己拥有帮助那些污染受害者的知识优势。1995年遇到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

　　当年，在江苏省邳州市发生了一起环境事故。该市的一名“养鸭大王”养殖的4000多只鸭子，在一周内全部死亡，另外七八户村民养殖的鱼也在一夜之间死光。

　　这些受害的农民们认为，他们所遭受的损失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养殖户们向地方政府寻求帮助，但由于这是一次跨区域的污染，两地政府之间的协调最终无果而终。于是，他们向法院起诉造成污染的企业，但法院不愿受理。

　　了解此事后，王灿发决定帮助这些人。于是他给邳州市环保局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这些污染受害者来到北京找到了王灿发。

　　当时王灿发在隶属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大律师事务所当兼职律师，他说服了事务所为这些养殖户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经过3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拿到了40万元的赔偿。

　　通过这件事，王灿发真切地体会到了污染受害者在遭遇类似问题时的艰难处境，而最让这些人感到走投无路的是起诉难。

　　“很多时候，法院连个不予受理的裁定书都不给。有了裁定书你还可以上诉，没有裁定书你连上诉都无法进行。”王灿发说。

　　法院不受理的原因，除了受地方保护影响之外，还有更多的复杂因素，最直接的是污染受害者举证困难。这种情况在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污染事件中尤为明显。由于人们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污染事件与他们受到伤害之间的直接利害关系，他们的诉讼要么立不了案，要么以败诉而告终。

　　严峻的环境趋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污染受害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单靠王灿发的一己之力，要给予这些人以帮助，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显然都力不从心。

　　从1996年开始，王灿发开始筹划创办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又称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 。经过两年的四处游说，他获得了一个国外基金会的一笔资助。1998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批准该中心成立；1999年年底，该中心法律帮助热线开通。

　　帮助中心成立至今，累计帮助污染受害者向法院提起诉讼104起案件，受益群体达到3万多人，为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污染受害者追回了数以百万计的损失赔偿款。

　　推动环保法治进程

　　帮助污染受害者，是帮助中心的任务之一。事实上，它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从2001年开始，帮助中心开始免费对律师进行环境法律实务方面的专门培训。王灿发教授说，很多律师对环境法学没有深入的认识，这样的缺陷对他们代理的环境案件必然产生不利影响，会导致律师无法为受害者争取到他们应有的权利。

　　同样的问题在众多法官身上也存在着。法官对环境法律法规一知半解甚至根本不懂，最直接的表现是，他们在接手环境侵权案件时，发现不了这类案件的特点，往往把这些案件当成一般侵权案件来处理，难保判决的公正性。

　　为了尽可能地改变这种现状，从2002年开始，帮助中心开始对法官进行免费培训。

　　数年来，该中心已经对近300名律师和228名法官进行了专门的环境法律实务培训。这些培训所起到的效果，很快表现了出来。王灿发发现，那些经过培训的法官，在后来审理环境案件时乱判的情况减少了。

　　事实上，这样的培训所起到的效果，并不仅限于提高了律师和法官在具体案件上的办理水平。在一些环保民间组织召开的论坛上，有学者就断言：帮助中心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必将对推动环境法治的进程和实现环境公平正义产生深远影响，而环境法治和环境公平正义的实现，正好顺应了建设和谐社会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要求。

　　呼吁环保公益诉讼

　　包括环境和资源两大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内，中国现在已经有了20多部环境法律。在这个体系中，王灿发教授参与了一半以上的法律、法规的起草或修订。

　　王灿发教授认为，中国环境法的体系已经基本完成。

　　但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并未随着法律体系的健全而产生明显改善。今年年初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幅减为增长1.2 %和1.8%。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法律体系不断健全，而环境污染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呈现继续恶化趋势的尴尬现状？

　　究其根源，王灿发教授认为，这是由于我国现行的环境法没有得到有力执行。“我个人的看法是，(环境法)10% 的执行率都没有达到。”

　　他举例说，1997年修订的《刑法》设立了一节，其中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但在1997年到200 5年的8年中，全国发生了四五百起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还不到20起。

　　“《刑法》是多么严肃的法律，都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那其他的法律究竟被执行了多少？”他说，“如果法律被严格执行了，污染的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环境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没有在执行过程中体现出来，这是直接导致我国的环境法“法不像法”、在一些地方官员中成为“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

　　要解决环境法的执行问题，王灿发教授认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让民间环保组织和热心环保事业的机构和个人，拥有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利，是实现环保法治、搞好环保事业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要在污染企业和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政府机关头上悬一把剑，让他们知道，随时都可能有人告你！”王灿发说。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就是那把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