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让我们温和地博弈

　　-本刊记者／张雄

　　很多人称马军为“环保斗士”，但他显然不是很认同这个称号，“我完全不是强调对抗的人。”

　　“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银幕上的美人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都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要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位电影明星。”

　　以上是2006年《时代》周刊对马军做出的评价。这一年，他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电行业巨头黄光裕以及台湾导演李安一同入选这本杂志评选的年度“100位影响世界的人物”。

　　有过在耶鲁研究经历的马军似乎格外容易受到外媒的关注。2008年1月，英国《卫报》评选出“可以拯救地球的 50人”，其中有4人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科学家施正荣、电影《三峡好人》导演贾樟柯和民间环保人士马军。

　　“我哪里能拯救地球。”马军笑道，“不过这样也好，那些企业主老搞不清我们是干嘛的，现在看到这个或许能明白些：噢，这人确实有点怪，他是要拯救地球的。”

　　马军现在的头衔是“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看起来有些像事业单位的地方实际上是个民间环保组织，这大约是当下国内环保领域知名度最高的NGO。

　　“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人。”研究中心在一个商住两用居民楼的6层。每天早上9点，马军来到这里，他的主要工作是收邮件，接电话，写报告，给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输入数据。最近他的爱好是用Googleearth定位污染企业的位置，并把这些截图贴到网上。

　　“你看这个地方，”马军指着地图上四川的一家黄磷厂，“环保总局说它的固体废物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我两次去过那个地方，污染造成下游县城的人逃亡。用Googleearth的地图，就可以宏观地看到情况，废渣堆在山上，废水池密布在江边，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工作很有乐趣。”

　　隔壁的客厅里，两个女孩对着电脑在忙碌。她们分别负责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的研究。

　　1993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的马军进入香港《南华早报》担任研究员、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在《南华早报》工作的近十年间，马军走遍了中国除台湾省之外的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亲眼看到黄河断流、太湖水污染等触目惊心的环境事件，这些事件迫使他寻求水污染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这些思考让他在1999年底写出了那本著名的《中国水危机》。

　　5年后，《中国水危机》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同年，马军入选美国耶鲁大学世界学者项目。在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期间，马军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识到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而公众参与的前提是环境信息的公开。

　　“国内在环保信息公开上有比较大的缺陷，需要去弥补，再加上我自己对水污染比较熟悉，把这两个点结合起来就是做水污染数据库。”马军一直倡导建立一套基于公开、参与、法治的新型环境管理体制，见没有人出来推动，他就自己创办了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标志是三个参差相连的汉代瓦当“云纹”，象征着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2006年6月，马军和他的几位同事编写了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通过“水污染地图”可以检索到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水污染地图中还列出了超过2500家污染企业，其中包括若干跨国公司。

　　去年12月,马军又发布了他的第二份“黑名单”——“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接近5000家企业因曾经或正在损害空气质量的事实而名列其中。目前，“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已做完了第一期，同 “水污染地图”一样，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公众只要点击“中国空气污染地图”网站就可以查询到自己所在城市近几年的空气质量状况。

　　两个污染地图上现在已经收录了上万家企业的名单，这些信息怎样来的？弄错了是不是得吃官司？

　　从技术上我们当然得避免官司，必须要慎之又慎。因为每一条都涉及到企业的信誉和利益，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个公平。

　　网站上的数据都是来自环保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这是我们和政府间最大的关系。全国各地环保局的网站上面，或者不同媒体引述的环保局数据，很分散，我们就是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每一条信息里都有详细的出处。

　　现在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各地信息公开程度有很大差别。你看我们这个图上面，有些地区是非常密集的，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就一定是污染最严重的。比如长三角这里污染企业非常密集，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在于这一地区的信息公开做得要比较到位，像上海市一年两次公布废水排放超标的企业。你也可以看到在珠三角地区，实际上这里也是个世界工厂，企业数量是巨大的，而且存在环境违规现象的企业也应该很多，但我们可以找到的数据就少得多。我希望在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出台以后，各地区的污染情况公布的更详细、更完整。

　　数字总是枯燥的，你真的认为你的数据库能唤醒公众对环保的关注吗？

　　1万多条记录，能够做到图上的也就几百家吧，数据是枯燥的，但其背后是触目惊心的污染，是当地民众真实的痛苦。下一步我们准备把Googleearth上的截图和污染分布图结合在一起，点击那个企业就可以截图，它周围的河流变得五颜六色，这样可以让公众看起来更直观。

　　在现在的条件之下，让一个企业上到你的两个榜上，对它来说意味着什么？到底有多大的震慑？

　　现在是不平衡。对有些企业就是有震慑，比如跨国公司，因为它有其他的利益方在制衡它，它们在中国的公司出现在我的名单上，它的总部会觉得很震惊。第一家来找我们的企业，就是因为它总部的亚洲区的总经理在香港看到英文媒体上报道了公司在内地的污染情况，一怒之下，把该厂当年的年终奖金取消，要求他们一定要治理。

　　国外的媒体，或者它的买家企业，发现供货商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也会要求它来解决。有时候还有使馆也会介入，比如日本使馆，给每个名单上的日本企业发了通知，要求解决。还有外资银行，也会在贷款问题上施加压力。

　　不过，过来找我们表示要解决的跨国公司还不足总数的六分之一，有些国家企业的态度并不是很积极，像韩国，几十家韩国的企业，包括三星、LG，都有严重的污染记录，没有一家前来做过一个字的说明。

　　国内的企业几乎不会对上榜有多大反应，持无所谓态度的很多。因为我们不是政府，他们也不会重视这方面的声音。

　　国内公司漠然，是否意味着政府对他们的行为持放纵或默许的态度？

　　我觉得中央政府不是，但是地方政府会有一定的保护。比如有一家企业上到名单上以后，客户企业对他有一些压力。来找我们的是当地的环保部门，说这是我们那儿的利税大户，有几千人员工，希望不要再放在上面，并且说它已经改好了。我说可以刊登他们的说明，但要从名单中去掉一定要经过第三方的审核。

　　你对你们的榜在社会上的效果满意吗？

　　我觉得只是迈出了非常非常小的一步，相对于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问题。我想后面还会有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我们现在能够安慰自己的是，虽然只有很少的量，只有五六十家做了说明，其中大约二三十家详细说明了改进情况，十一家做了审核，去掉的记录是五条，实际上还只是很小的量，跟18000条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可以安慰的是，每一家做了改正的企业，都确实能够对当地环境改进有帮助，这是比较切实的结果。

　　你们，还有跟你们一样的民间环保组织，现在遇到的最大瓶颈在哪里？

　　应该是人才。我们所需要的人才也正是那些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需要的，熟悉环境科学的、环境工程的、地图技术的，懂外语的。实际上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竞争状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资金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竞争过这些公司。没有人才，不可能实现那些你原本可以实现的潜力。看似是资金的问题，实际是人才问题。非常需要很强能力的人来做这个工作。

　　你怎样给自己定位？有人说你是个与大公司的博弈者。

　　每一个人都是博弈者。我们陷入更多的关系中，因为我们是想推动一个东西，自然要付出更多，因为你想推动的是个比较大的改变，所以难度也确实是存在的。

　　英国《卫报》说你是拯救地球的50个人之一，惊喜吗？

　　我也很意外，这些都是过誉。《时代周刊》说我是影响世界100人，比我影响更大的人多的是，心里的不安大约如此——当然，实际上对我们是有所帮助的，至少每次来了坐在这的那些企业就不至于那么多的疑问，因为往往他们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他跟我们问来问去问不清楚我们如何把我们所做的事换成钱——他们按照商人的方式思维。现在可能有点明白了，噢，这人可能确实有点怪，他要拯救地球哦。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比较容易解释清楚了。（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