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的环保大视野

　　在中国设立首个水质污染资料库，成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曾入选《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获得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四年来，为人低调的马军以“用国际视野做中国事”的姿态，在环保领域的探索和努力不曾停止。

　　马军素描：行动比号召多

　　马军早年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进入香港《南华早报》，在这段近十年的工作期间，马军有机会目睹河流断流、湖泊污染等触目惊心的环境事件。在研读大量科技文献、历史典籍，并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后，马军终于在1999年写成被称为中国“第一次为环境发出的伟大号召”——《中国水危机》一书，书中犀利地指出中国现阶段工程治水的积弊，提倡生态治水和开源、节流并重之理念，十年之后的今天仍能感到马军这番论述的见地。
　　游走于中西方文明的马军坚信除了拥有美国式批评和坚持的个体主义精神之外，中国的修身养性和内敛的传统伦理更需要珍视，马军总是努力地用自己的知识、视野和阅历把看似冲突的中西元素调和，“用国际视野做中国事”一直是马军淡定地处理平时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每一件事情的心性支撑，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和同行NGO的沟通，和上门或者没有上门的企业谈判，甚至是中午亲自为同事们买盒饭等小事。
　　马军同时也很注重自己的美誉度，不论是面对记者、专家、同行、同事，还是一些来谈判人士等，马军都是温文尔雅，给人以应有的尊重。马军出言谨慎，总是用温和的方式对待人、事和不合理的制度。
　　比如，马军对时政或是环保事件进行评论时相当谨慎，即使是批评政府部门或企业时通常也从建设性立场出发，公众对马军的印象更多的来自参加阿海水电站的几个标志性的环保公共事件和2006年他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并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但马军该出手时一定会出手的，在阿海水电站的参与中，马军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马军的行动往往比号召或是批评等话语多，在同行或者其他人士都在高呼加大对NGO的关注或增加政府透明度之时，马军更注重在现有范围内做些可行的事情，以务实、改良的方式，去渐进地推动透明、参与、法治等理念的实现。
　　生活的历练让马军对于一些是是非非总是淡然处之，“我们用数据和行动说话”是马军一直坚守的信念，比如有个别人质疑地图数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马军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通过更为严格的搜集、处理数据流程管理来确保数据的真实、可靠，质疑声随之慢慢消散。
　　为了保证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公信力 ，中心主要是和一些认同中心工作理念的基金会等合作，不直接接受企业的赞助和广告。
　　媒体出身的马军深谙政府、媒体和公众沟通的借力之道，马军很重视与媒体等的互动，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制作精良、规范和高质量的新闻通稿等外宣工作则被人所称赞。
　　马军为人低调，忠于自己内心的召唤，2005年马军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其实有很多“美好”的选择，但是马军还是决心做与环保有关的工作。马军2006年当选为《时代周刊》的“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尽管随后荣誉接踵而来，但是马军依旧按部就班的工作，与以往没有丝毫的不同，不敢倦怠之心俨然已经写在脸上。

　　环保新路 ：发挥公共参与的威力

　　多年行走于祖国各地的环保经验让马军坚信必须启动“自下而上”式的公共参与，从写下《中国水危机》到创立“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及绿色选择的公众环境中心，是马军人生在对待环境问题的一大改变。
　　马军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初衷是认识到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各方困境，比如，政府部门有责任进行环境监管，但又希望企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企业面临着经济与环保的双重硬指标的重压； 而公众在维护自身最起码的环境权利的同时，也希望通过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马军希望能过促进三方在良性互动和博弈中实现发展和环保的平衡。
　　从耶鲁大学学有所成的马军于是在2006年创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开始了电脑前指点江山、四年如一日的生活。期间马军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数据库是马军在反复思考后的成果，“两个公益性地图的数据库其实是“自下而上”式公共参与的载体”。
　　马军笃信文明社会中“非暴力”谈判和协商的力量，其背后的广阔图景是构建政府、企业、公民的联动协商和平等对话。
　　马军和他的同事们正是用这种“非暴力”的谈判沟通的方法，通过披露和公布数据，企业也无话可说，马军谈到，“我们信息的来源确切清晰，多数企业在了解情况后选择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最终我们个人之间甚至成为了朋友。”
　　为了保证中心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和评估体系的科学性，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NRDC合作，聘请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环境法、环境经济专家一起进行论证，来自政府负责环境监测部门的专家，环境政策研究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士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马军和他的同事们平时搜集各地政府公布企业环境污染数据时，有着清晰的标准，和较为严格的操作、录入规范，遵循必要的原则和程序。中心数据都来自各地官方的环保或是政府网站，并清楚地标示了来源。
　　数据库不仅帮助各地政府规范借鉴他地成功经验，更为找出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且帮助企业规范高效的解决问题。地图数据库中的第三方审核报告，可以看作是一大特色是给各地企业提供的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实现环境守法的可以操作的范例。
　　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库里有很多政府在具体的情况下操作的成功经验、方法等流程，其他企业和环保部门在遇到类似情况下都可以按照其他企业或政府的规范流程马上操作，提高了工作效率，限制了各地政府恣意解释法条的可能性，维护了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在马军及其同事们经过艰苦卓绝四年如一日的数据挖掘和整理后，到2009年4月份，“中国水污染地图”已经列出了超过30000条的企业污染纪录，而空气污染地图也列出了13000余条企业违规超标纪录，国内的企业占 其中的大多数，但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外资企业，甚至包括很多知名跨国公司。很多企业都主动地加入到环保行业，企业慢慢意识到地图也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有专家认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所开发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开辟了一条政府信息公开和环境信息公众参与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