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增速加快的同时，环境越来越不堪重负，人民的生活、社会的安定也因此受到影响，今年环保部门更是下决心通过“限批”等手段来打击“三高一低”企业。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发现，公众环保也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那就是“热情虚高、呼声虚高、代价真高，社会效益真低”。

热情虚高

　　“热情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近年直接影响到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灾难越来越频繁，影响也已经从以前的点慢慢扩向地区、流域这样的大面、长线，直接涉及到的人口越来越多。

　　农村环境是被政府长期忽略的地方，各类污染企业为了逃避打击、降低成本而安身于农村，长期的污染导致这症村、那症村不断涌现，这使地方群众自觉自发的站到了环保的第一线。

　　城市里由于建设规划、环境、卫生、城管、物业、居委会等部门的管理滞后、缺乏协作和不作为，导致一些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个别现象发展成群体行为，衍生出一个个逐渐庞大的灰色利益群体。近年烧烤污染、噪音扰民、宠物引发争端、乱占绿地等问题发展到了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生活。为了健康的生活环境，为了孩子的成长，居民们“被迫”关注环境。当然，一些曾经在生活区周围坚守过的污染企业也为提高居民对环境的关注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关注生活的质量。健康成了人们继温饱后的第一需求，而环境与健康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为商家提供了商机。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的同质化问题日趋严重，企业为了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也越来越看重“绿色”、“健康”、“环保”这些词语，并在宣传中强化产品的这些特点。这些市场化的行为也似乎让我们感觉到环保时代的已然来临。

　　因为具体的、直接的需求产生的热情往往是“虚”而不持久的。由于对环境道德、必要的基础环境知识普及的缺乏，导致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对切身利益的维护。而一些政府部门为了政绩，也乐意打着“稳定”的旗号对环境问题进行刻意的弱化，隐瞒环境信息，甚至用一些极端的短期行为来控制环境问题影响的扩大，而不是借此对环境保护进行宣传，唤起公众的环保意识，让公民共同参与。所以很多环境问题往往是稍有缓解，在舆论等方面就开始松懈，而公众随着生活的恢复，环境的热情重新归于平静。所以，在网络等开放的、自由交互的媒体上也体现出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往往是一阵疾风，尔后归于平静。

　　同时“虚”还体现在，越来越多形式化的环保活动在近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论什么样的团体都打着环保的旗号开展活动，而不考虑活动本身是否环保。各种以敛财为目的的“贴标机构”也打出“绿”旗，企业为了产品的“健康”、“环保”的卖点，也争相给自己的产品贴“绿”标，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普及、引导、管理，公众难免被误导——因为这些都是以企业为主体、利益为目的的强势宣传，将公众对环保的认知引导到产品表面上的一个个图标上，而忽略了产品本身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多参杂商业利益的宣传活动对模糊环境信息的大肆散布，让公众失去对环境信息的基本识别能力。

　　这些现象导致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的“虚”化——表面化、功利化，“热情高”成了一个虚假的表象，这对于环保本身来说是非常不利。

呼声虚高

　　近年政府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甚至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旋即，大至国家部委，小至街巷出现了大量载有环保口号、公益广告的布幅、宣传板。在政府加大环保工作力度的同时，众多媒体也对环保进行了密集的宣传，环保话题骤然成为现时的热点。从中央台、中央级媒体到地方各大小报刊，我们都能看到对环境的报道。最明显的是，中央１０多个频道，几乎每个频道都有了与环境相关的节目。

　　环保类的活动越来越多。由于各种利益群体的介入和环保本身问题的复杂性，加上基础环境知识普及工作、推广渠道的缺乏，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未经甄别就传给社会，对公众形成误导，并对其生活、工作、投资等行为带来影响。近年曝光众多的打着环保、资源旗号的假环保企业、借着“环保”敛财的一些造林企业就是实证。

　　环保奖项的评比也层出不穷，而评选的不严谨和功利性，让公众越来越麻木。最后成了类似于“学术造假”一样的公众印象，企业、官员也乐于参与这样的活动，为自己贴金。光鲜的宣传多了，口号也满天了，而老百姓也越来越茫然——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能干什么？当然，光鲜的活动中也不乏真正的环保者身影，可惜的是，他们仅仅是用来点缀点缀、增加活动可信度的棋子——棋子需要钱，没有办法。

　　当然，因为政府、媒体的强势介入，一些地方的环境问题终于得到关注，并得到实质的改变。但是，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即使数量庞大的媒体２４小时不间断报道，恐怕也只能曝光几十年来堆积的环境问题的冰山一角，总局官员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慨叹很能说明问题。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同盟，欺上瞒下蔚然成风。而中国媒体由于自身面临的生存规则的制约，注定很多问题无法得到即时的关注。

　　就象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官员在退位后大谈“点上治理，面上恶化”之类“真话”，而老百姓居然就因此认定他们是好官。其实他们只是发发牢骚，这些都是他们早就知道的，只是因为“富贵”、“权位”等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不敢说、不敢做而已。因此，近年环保总局官员们的高调凸显可贵，可是有限的执法权限是环保部门的一个致命伤。

　　而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面对具体环境举措时的态度让我们更是对呼声虚高有了更直接的体认。在口号和染绿的媒体的过度包装下，事实却是当他们的政绩和利益受到稍微的碰触后，激烈而有力、有效的反弹！绿色GDP发布的夭折及地方政府对绿色GDP的抵触得以让我们对当下的绿色喧闹有个清醒的认识，对那些不断膨胀的、脆弱的绿色泡沫，我们要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能随波逐流的盲目乐观。

　　顺大流的心理、利益、地位导致环境问题呼声骤高，但是热闹的“环保”之下，很多问题安然的继续存在着，我们看到政府和媒体的环保科普依然是缺乏的。没有正确的了解，哪会有正确的行动？这也是导致呼声虚高的根本原因。

代价真高

　　中国环境问题的代价高在三个方面体现，一是与我们获取的价值相比，我们治理因不当发展行为给环境带来的污染、破坏所需要付出的人力、物力等代价之高；二是，因为短期的发展而失去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个代价更是无法准确估量；三是，公民对环境侵害进行维权的代价之高，除了流泪、流汗、流血，甚至还付出生命，近年因环境侵害而起的群体事件频发即是实证。

　　虽然以上谈到的第一、二两方面的代价最终都通过政府买单完事，让人觉得是转嫁给了政府。其实，再细究下去还是由无辜的老百姓买单了。本来可以用到发展经济、扶贫、教育、社会基本福利方面的税收，最后不得不花在环境治理上，严重阻碍了构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进程。

　　然而，对公众参与影响最大、最直接的“高代价”是第三点。在基础文化教育普及尚且任重道远的今天，公民的社会参与意识是并不高的，也只有在跟老百姓根本利益直接发生冲突的时候，老百姓才会自发的参与，体验“参与”的苦乐。然而，往往“苦”大于“乐”，甚至很多的参与者从此无“乐”。在绿色北京关注的草原污染事件中，就有当事人郁郁而终，而生之“郁郁”者也大有人在。

　　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与污染企业组成的利益同盟对老百姓来说简直似铜铁坚壁，老百姓在维权时的取证、投诉异常困难。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往往涉及土地、水、空气等多个方面，前期取样、检测等都需要出资邀请专门的机构，从费用上给维权者带来巨大的压力。而很多专业机构从管理、财政关系等方面隶属于地方政府，所以，即使有钱了，这些机构也未必给你做事。同时由于当事人在地方居住，生产、工作、生活方面也往往受到来自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在内的地方利益团体的报复，并被视为“刁民”，从精神、经济、肉体上进行多重折磨。这就是公民参与的“代价真高”，也是正因为此，公众的环保参与热情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样的打击会传染给观望者。

　　而在城市里，参与状况也不容乐观。由于物业等新行业的出现，使一些在社会公序良俗约束下原本井然有序的社区环境管理变得权职模糊，一些小小的问题慢慢衍生出巨大的灰色利益群体，甚至与黑势力牵扯到一起。相关部门却通过误解物权法和政策来回避责任，这使市民的调查、举报等主动的参与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响应。因为政府的不作为，一些新兴大型社区成为环境、卫生、治安等恶性事件的集中地，政府的政策在这些地方失去效力。北京的天通苑就算个典型，几十万人聚居的小区，城管、物业形同虚设，明令禁止的露天烧烤点达到一百多个，对北京的空气质量“贡献”不小，而环保部门几乎从未涉足，天通苑已可称之为不治之城。

　　其实，很多环境违法的行为，如果在初现端倪的时候政府就介入，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忽略甚至不作为就会使这些问题迅速蔓延，衍生出一个利益群体，这时候，政府治理难，但是很难得到公众的支持——不少公众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失望、放弃参与。这使真正的公民参与逐渐削弱，这可是政府花了大力气争取到的可贵力量。

社会效益真低

　　由于以上提到的诸多原因，关心环保的公众开始转变，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举动更多地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行动上却表现为对一些环境事件的处理的质疑与不信任。而那些置身环境事件中的民众则更多的着眼于政府是否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具体举措。更多的公众对政府部门推出的一系列环境政策缺乏了解的冲动和热情，因此对于正在发生的一些环境事件无法做出正确的评价，导致国家的一些决策难以得到真正的公众响应。所以，环保公众参与的社会效益低的根源实际上并不在公众，而在于政府一些部门长期的失职和不作为。

　　作为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社会结构应该是环保NGO。环保NGO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历程，可是，这个最应该给公众了解和参与环保机会的“第三部门”却似乎远离了公众，像一个个的“绿色”俱乐部，各自为阵的“独乐乐”。

　　同时由于相当部分的环保NGO组织上缺乏环保专业人士，更多的是由对环保具有强烈感性认识的人组成，造成环保 NGO感性大于理性，在面临具体的环保问题时难以发出有理有力的声音。因为过于的感性和理想化，环保NGO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大家乐于交换互相认可的信息，优先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和符合自己兴趣的活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失去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NGO群体的相关政策不健全，环境NGO的存在状态显得暧昧，发展也一直不尽如人意，运作、管理存在很多的问题。也正因为外界因素导致的NGO本身的不健全，就有人借着环保NGO实现着一些自私的目的，这些行为给环保NGO带来负面的影响，对发展本身受到制约的NGO的唯一资本——公信力带来影响。所以，当前中国除了一小部分拥有专业人士，并关注专业环保问题的NGO在一些具体的环保事件中拥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其他大部分的环保NGO在公众中的认知度、号召力相当微弱。

　　最后，对环保公众参与至关重要的一点，对公众进行必要环境知识普及工作的环保NGO非常缺乏，或者有，也鲜有取得好的效果。（文章来源：绿色北京 [GBI]  http://www.greenbeijing.net）

尝试：“环保，问我吧！”

　　气候异常、土壤污染、资源短缺……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如何争取到公众的有效参与，让社会大众在环保事业面前拧成一股合力，让一些好的环保政策、决策得到公众的有效支持是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环保的希望。而从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环保公众参与的关键就是做好环境基础知识普及工作。

　　“为什么夏天越来越热？冬天不再寒冷？”“为什么太湖会变臭？”“什么是生物入侵？”“京都议定书说了些什么？”“保护环境，我能做什么？”……相信许多人也开始对自己周围的环境的恶化感到惋惜，在看到有关环境问题的报道时总会产生一些疑问，也有很多人希望能为保护环境做点什么，可是却找不到适当的参与途径。在这样的环境下，民间公益环保组织“绿色北京”精心策划了“环保，问我吧”系列活动。这也是绿色北京在推动公众参与环保方面又一个创新性尝试。

　　“环保，问我吧！”系列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普及环保知识，推广环保理念，并为公众提供实践绿色生活、参与环保行动的途径和机会。同时推出的“环保，问我吧——无声启动联盟”，更是绿色北京在“从我做起”理念指导下的身体力行。“无声启动”摒弃了传统的会议式启动仪式，减少宣传用品的产生，避免了人力、物力、资金资源的浪费，是对简约环保理念的践行。“无声启动”更加重视个体行为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是一种从策划直接跨入实施的活动执行思路，通过个人、团体的加盟，结合传统媒体、网络等新媒介的力量，以及由志愿者穿着的环保主题文化衫、组织公众环保体验活动等多种途径，主动传播环境热点事件、科普信息，引导公众关注环保话题、参与环保行动，接受绿色生活理念。

　　中国环保的出路在公众参与，而一切的改变来源于创新和尝试。相信在政府、企业、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公众环保“三高一低”的现状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变，让中国迎来环保公众参与的新纪元。

宋欣洲

2007年7月10日 于天通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