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当代青年文化及政治社会化-中国环境生态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

    两天前，我和一群人一块吃饭，其中有一个人讲了一句比较刺激的话，比较关心国际时事的人在电视上都见过他，就是宋晓军先生，他跟我说了一句，新左派的理论和环保主义者的理论就是要让中国陷入内战。

    听了以后，我当时有点吃惊，为什么说有点吃惊呢？因为我并不是说对他这个话本身吃惊，因为他这个人被大家都认为是左派，他怎么忽然攻击起左派了？后来我想，他是军人出身，他现在也是整天跟一帮军人打交道，他在电视上讲的很多关于军事方面的细节，例如关于抢救人质的细节，都是由一个军人或者是军事爱好者组成的志愿班子提供的。

　　我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这个社会从现在来看，我看还是挺和谐的，挺好的。怎么这么说呢？刚才各位教授都讲了，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多了，你说我是不是不承认这些问题呢？用康晓光教授所讲，如果我不承认这些问题我大概智商也太低了，大概没有资格站在这儿了。

　　我承认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有，非常严重。但是，大的局势来看还是挺和谐的。为什么呢？政府手里有钱，这个社会手里有比较钱，其实这些问题都在。但是，现在是一俊遮百丑，手里钱，比如说出点农民维权的问题，一方面使用专政工具，另外一方面把钱拿出来，拿点钱出来这事基本上就能够平息下去。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和谐的，这是根本性的一个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就理解了宋晓军先生那个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讲环保的时候，讲绿色GDP的时候，你可别忘了，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别说这个绿色GDP，这个GDP真起了一俊遮百丑的作用。如果不认识这一点你犯了极大的错误，最起码现阶段是我国的安危所及，我们国内很多问题都靠这一条摆平了，我们中国的发展极快，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我们社会和谐这一条就是靠这个摆平的。我们中国人都要发展，劝谁谁都不听。举个例子，开汽车这个例子，其实在北京开车是既不方便又费钱的一件事，但是你劝大伙儿说你别开车了，咱们别开车，就把公共汽车弄得好一点，把公共交通弄得舒适一点，行不行？大伙儿告诉你，不行，我就要开车。正在开车的坚持要开，没开的想开，拦不住，实在拦不住，你把老庄搬出来拦不住，你把孔孟搬出来拦不住，把毛主席搬出来拦不住，把西方人搬出来还是拦不住，这一条是很根本的东西。如果这一条没有了，马上会出问题，刚才教授们说的那些问题全出来了，我告诉你可能比那个还严重。

    为什么呢？康晓光教授说的精英同盟的问题，我告诉你们精英同盟现在已经出现裂痕了。过去说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是有裂痕的，现在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裂痕变小了，这个主要是由于知识精英的待遇大幅度的提高了，现在的教授们非常有钱，生活非常舒适，其实当教授真的比当企业家舒适多了，企业家有多少资本，但是真正能花消费的钱可能还不如一个教授多。这个也是靠GDP来摆平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裂痕是靠钱来摆平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授摆平了，副教授以下没摆平，大学生毕业生还没有摆平，不管怎么说还凑合。

    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个裂痕，其实真正的新的裂痕出现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发现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什么意思呢？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过程当中一直合作得非常好，现在有所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来基本上是政治精英帮助经济精英创造财富或者是获得财富是这么一个格局。但是，现在这个过程没有完全完结，可是大致变化了，我只能说大致变化了。变化什么呢？政治精英要从经济精英手里往回拿钱了，还是钱的问题。这一往回拿钱，经济精英就不干了，很多东西就提出来了，比如说马上一个问题就提出来了，政治精英从我手里拿钱，你还要拿得不少，我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钱你用到啥地方去了？一听这个很合理，我也认为合理，这里面就蕴含着大量的分歧。如果大家看一下历史的话，美国国会就提出这个口号，我们交税就要有代表，没有代表我不交税，大家再想一下，法国提的也是这个口号，你再一琢磨英国革命也是这个口号。当政治精英要从经济精英手里拿钱，而不是把钱给经济精英的时候，经济精英就提出来，我们对你的政府要改革了，你管我们要钱，我们的关系就应该变了，你是给我打工的。而且这个东西不管我们多么想回到儒家思想上去，回到中国传统上去，这些思想由于西学东渐已经渗透到中国这个社会当中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就这么一件事。你说你再给他堵回去，堵得回去吗？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在那了，大家都已经知道有这个说法，美国还曾经说过，没有代表权就不交税，这个概念据我听说的时候，我们的宣传部门特别不喜欢纳税人的概念，说不要强化这个概念。可是纳税人的说法已经从西方传到中国，而且大家都知道纳税人，都是我们纳税人养活的，不是国家养活我们，是我们纳税人养活国家政权，大伙儿全明白了。所以这个东西不光是老百姓，还有经济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话语都变了。

    我还举一个相当具体的例子，去年陕北油田闹得很厉害，油井卖给了数百企业家和6万农民，结果前一任的政府卖了，后一任政府又收回。其实这事现在还没完呢，打得一塌糊涂。大家都听说农民维权，农民工维权，农民维权，工人维权，这维权，那维权，这事告诉你一个新的维权叫企业家维权，这就是我们的新情况。但是现在还是可以摆得平，为什么可以摆得平，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GDP增长速度快，我们现在手里还有钱，我们政府没有被逼到非管你要很多钱的地步还没有到。其实大家真要看法国的历史，大家就知道了，其实路易十六不是一个太坏的皇上，他有点像崇祯似的，砍头砍得冤，真正坏的是他老爹和他的爷爷，把钱都花光了，那时候没钱了，非管企业家们要，企业家们说了，管我们要钱可以，政治权利交出来，这事就麻烦了。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我就要讲从近期来看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怎么保持我们这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刚才我说了，根据我那不太高的要求，还算和谐吧，还没出现不得了的什么事，怎么不算和谐？我跟你讲从近期来讲，一定要保持非常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个不仅仅是广大人民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还是保持我们这个和谐社会的要求。人家说你这第一点说现在发展挺好，第二点我们做什么呢？就这条道也确实有问题，有障碍，这个障碍我现在看了，还真不在我们国内，恐怕是在我们国外。为什么呢？这个世界都没料到我们中国对于石油的需求会膨胀得这么快。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去年超过1亿吨了。如果按前几年每年30％的速度增长的话，超过2亿吨都指日可待。就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不仅仅石油了，有无数的东西，铜、铁等等，我们都要从这个世界上拿。大家说我们不拿行不行，我们搞绿色，搞左派的平均分配不拿了行不行？刚才我告诉你宋晓军先生看左派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内战，什么意思？一旦这个东西受阻，或者别人不让你拿，或者你自己不拿，受阻，马上国内那些问题就全出来了，和谐就变成不和谐了。所以一定要去拿，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去拿，我们现在有多少这个能力呢？从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们去拿不是去抢的，我们是凭我们忘我的劳动，中国人特别勤快，特别能干活，用忘我的劳动跟世界交换的。问题在这儿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世界就觉得就这么和平交换你拿的也太多了，不行，不能拿这么多了。那时候怎么办？这时候问题就要出来了。

    我听说在座的都是在同学们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最近我也整理一些网站上的资料，我突然看到1999年的时候就有一些很年轻的人写这方面的东西，都是年轻的大学生。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国的军事力量保证自己的陆疆和海疆的安全和平能不能做得到？他认为能做到，实事求是讲美国也没想到就这么来打，但是他们认为这个任务是不够的。1999年他们这些年轻人已经看到了，说我国军事力量仅仅是这样一个任务的话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随着我国经济利益的全球化，对于我国的武装力量肯定会有非常高的要求，我们能不能达到是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不使用军事力量能不能也达到也这个问题。

    包括我自己可能很多问题我都没有看清楚，WTO是不是对我们不利？我们竞争不过他们，这几年下来有些东西我们看明白了，真正最需要的就是自由贸易，就是国际上的自由贸易，真正最不怕自由贸易的是谁呀？恰恰就是我们中国人，只要这一条在国际上不变，那么，我们就发展得比较顺，这个和谐社会也能保持下去，比较和谐的情况能保持下去。有很多问题，哪个问题都好解决。我总说只要你手里有钱，哪些问题你解决不了，那是你官僚主义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到你手里真没钱的时候，那些问题解决不了，你官僚主义都改正了也不行，你没办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突然发觉就是这一点，所以我想跟英国人讲，你别给我们讲自由贸易的事了，我们就最想讲自由贸易，我现在想问你西方人一句，我们用我们诚实的劳动来换取你们控制的资源，你们允许不允许？你们允许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们始终允许，你们愿意保持自由贸易这条原则，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和平的，我们也没什么话好说，我们就凭我们诚实的劳动我们来跟你换东西。这个我们也不怕，这几年的这个事实翻过来我们发现确实有些东西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些东西看得还是很远的，这是对的，我们其实不怕。当然讲的农民工等等有好多问题，大局不怕了，怕的不是我们，而是其他国家怕。

    这一条如果实现不了怎么办？我就说，这个世界很危险，我们这条发展的道确实也危险了，危险了怎么办？这一条道不能特别顺畅行得通怎么办？又想保持和谐社会，又想让经济上限制住一定的发展程度，经济上不能随便发展了，你这么随便发展肯定需要大量的资源，这个帐怎么算都算不过来，我们可以压下去都算不出来这个帐，包括我们的科技进步算进去，包括全世界的科技进步算进去，包括我们的绿色意识提高上来，怎么算还是不够，还是缺口大极了，那么就是说万一这方面出现问题怎么办？怎么才有可能在不靠一俊遮百丑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只有扩大所有社会集团的参政议政权利，至于你叫不叫他民主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这么叫我也不知道。但是，肯定是这个情况。刚才康晓光教授讲了，说是给工人参政议政权利，给农民参政议政权利等等，但是我确实这么想，如果他们参政议政权利，而且组成的这个团体参政议政权利一上来，这可能还不是一个儒教的社会，权威主义最起码是要大大折扣的，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这个企业家阶层其实有些人也初步的意识到了就这么回事。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帮中国的亿万富翁搞个了一个什么基金会，说是搞绿色的，搞环保的，基金会的名字咱们不讲了。这个基金会一开始秘书们自己弄了一个章程，然后拿出来让大伙儿讨论，问大伙儿说原则上通过行不行？首先原则上通过一个东西才能议事，有些人站出来了，比如说张朝阳就站出来了，说什么是原则性通过，原则性通过还是没通过，吵得一塌糊涂，那个史玉柱是从美国赶回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他说我说这个民主不行吧，就是不行。可是最后大家发觉你说不行怎么办？大家都是主人谁也不服谁，因为这帮企业家他在企业内部可以是主人，其他人是下级，但是到了这儿之后都是大企业家，都是亿万富翁，谁服谁呀？谁都不服谁。最后明白过来了，说搞民主程序，开出来的民主程序还打折扣，叫等额选举，一些人就骂了，又把官府那套拿来了，不行。最后搞差额选举，最后组织那个会的一个大的房地产商，说是我向大家做检讨，说我明白了，但是他还是被当选为会长，他说我明白了，这里谁服谁呀，谁都是爷，不搞民主程序搞什么呢？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只要是多个人议事，而且大家都是平等的，你只有这个程序，除了一个人议事之外，两个人以上只有这个程序。

    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总考虑现实。但是，等到中国如果真正出现了比如说由于环保的问题也好，由于资源的问题也好，由于外国人对你进行限制也好，当你GDP不能这么快速的增长，以高速增长GDP来消弥不稳定因素的时候，你会发觉没有别的路可走了，真的只有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