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我国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机构，也没有明确的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但1966年之前，在实际工作中也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的措施，如疏浚京杭大运河、兴建大中型水库、新建和改造了一批市政公用设施等。1966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环保工作遭到与其它各项事业一样的厄运，最突出的表现是忽视环境保护。由于工业布局不合理和缺少污染防治措施，有些城镇的生活居住区、水源保护区、风景游览区被污染，不少名胜古迹及自然保护区受到破坏。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过度开采地下水资源，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污染治理欠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图1  水库开闸放水

    1972年6月，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从此把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列入议程，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从此时到1983年，是我国环保工作的起步时期。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迈出了保护环境的第一步。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承认中国存在环境问题，并且还比较严重。这次会议之后，国务院设立了环境保护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从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至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极其缓慢，虽然在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群众的强烈呼声下，我国在工业污染治理；“三废”综合利用、城市的消烟除尘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一时期主要是简单模仿西方国家的做法，是以单纯治理污染(主要是工业污染)为主，开发性的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还很少，急于求成的倾向也逐渐暴露。

    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保工作的指导方针。鉴于国家一时拿不出很多钱用于环保事业的实际情况，会议明确提出，把强化环境管理作为环保工作的中心环节，实现了思想认识和工作方式上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制定了环境保护的大政方针；制定并颁布、实施了一批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加强了环境管理，为环保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这一时期工业污染源治理仍是环保事业的重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

图2 “先发展，后治理”

    198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第二次会议制定的大政方针具体化了，形成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1999年调整为谁污染谁付费)”和“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体系和八项环境管理制度，把不同的管理目标、不同的控制局面和不同的操作方式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基本上把主要的环境问题置于这个管理体系的覆盖之下，这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政策保证。

    在这一时期，以环保规划和计划为指导，以环境目标责任制为龙头，以水污染防治为重点，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强化环境监督管理；流域污染综合防治取得进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步伐加快；逐步规范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管理。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努力实现传统发展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转变，我国的环境保护面临着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国总结了环境保护工作20年来的经验，也吸取了国际社会的新经验，提出了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集中反映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环境政策；环境保护工作的范畴已不仅局限于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的恢复等领域，而是要扩展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更广泛的范围。1996年7月我国召开了第4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为了确保跨世纪环境目标的实现，编制出台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同时出台的还有一系列保证措施。这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进入逐渐成熟的时期。

    鉴于我国过去在环境保护工作上对污染治理抓得较紧，而对生态破坏的趋势制止不力，生态建设步伐缓慢的现状，1999年国家环保局提出了“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先后出台了《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纲要》、《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纲要》、《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等。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方兴未艾，正在稳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