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保证

作者:林伯强    文章来源:新浪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8-24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节能减排。近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引发了社会对节能减排的关注。《通知》同意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 将尽快推出节能减排的具体鼓励政策; 根据目前中国的现实,降低能源强度20%和主要污染物10%的目标只有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而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最有效的是办法是市场和价格改革,行政手段无力且无效。

  虽然节能减排已逐渐成为共识,上升到国策的高度。以目前的情况,节能减排将使政府面临许多困难的选择。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许多节能减排措施可能会因为与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有冲突而收效甚微。中国的节能减排至少必须说明4个问题:(1) 中国的国情决定节能减排;(2) 节能减排对企业个人应当具有财务意义;(3)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长期性和困难,以及更深刻的节能减排思考;(4) 国际社会必须帮助中国节能减排。

  中国为什么需要节能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投资推动和高增长。近三十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为9.5%;在大部分时期,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于40%;现在接近50%。中国经济中的主导一直是重工业。在1985年,重工业比重占国内工业总产值的55%。1990年降到50%,2000年回升到60%,2005年高达69%。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引起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下,重工业,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在近几年经历了最快速的发展。

  为何中国需要这么多高耗能产业?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根据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的要求来估算,如果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大约3亿人口将迁移进城市居住和工作。首先,根据1990-2004年的统计数据估算,城镇居民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千克标准煤)大约是农村居民的2.8倍;其次,推动城市化进程要求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这些都是高耗能产业。

  城市化进程所需的水泥和钢铁只能在国内生产。2006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钢材消费量达到3.88亿吨,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达到12.4亿吨,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为中国生产这么多的钢材和水泥。因此,只要中国快速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愿望不变,重工化和高耗能产业,也就是能源消费的高增长不可避免。

  中国还需要充足的就业作机会来支持城市化进程,这就需要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廉价产品要求低劳动力成本和低资源成本。在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下,低劳动力成本不是问题。事实上,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低廉。低能源价格是由政府用低资源税、能源补贴,以及控制能源价格上涨等手段来实现。这不仅影响到能源行业的效率,还影响整体能源效率。

  近期中国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将能源需求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在这一基数上,即使能保持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能源需求的绝对增量也将是巨大的。2006年能源消耗达到24.6亿吨标准煤(大约占世界能源总消耗的15%)。如果将能源需求降低到5%,年增加量也需要1.23亿吨标准煤。事实上,如果GDP增长为9%,以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很难将能源需求降低到5%。因此,2007年4月10日国家发改委公布《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将201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目标控制目标为27亿吨标准煤左右。这是一个过于保守,而且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落后了的总量控制目标。因为即使所有的都做对了,仍然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调整经济结构和耗能方式来达到总量控制。

  能源需求总量的问题是相对于能源储量和人口而言的。应当说中国能源资源储量并不少,但人口众多导致了中国人均能源占有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69%、7.05%和58.6%。以储量最丰的煤炭为例,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2001年中国煤炭的经济可开发剩余可采储量有1145亿吨。2002年用煤12亿吨,煤炭够挖100年;如果没有长足的储量增加,2006年再计算经济可采储量就只够用50年,这个数字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是按现在的年消费量(24.6亿吨)来计算的。如果现在把资源的承受能力夸大了,将来是一定要吃亏的。

  中国人均能源消耗也处于很低水平,2005年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4、美国的1/7。人均能耗低导致对高能源需求的预期。只要中国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的25%,其能源总需求就会超过美国。只要人均石油消费达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其石油消费总量将达到6.4亿吨,如果保持现在1.8亿吨的石油产量水平,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将达72%,超过目前美国的石油进口依存(63%)。

  能源需求总量的问题也是相对于国际市场而言的。对于一个缺乏能源的小国家,能源需求增长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满足而不引起注意,对市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相对于中国的能源需求总量来说,国际原材料市场和能源市场可能不够大,因而中国的能源需求变动足以引起国际市场的明显发应。例如,近期各大投资银行的预测报告都认为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是国际铁矿石价格上扬的主要因素,这与先前中国购买导致世界石油价格飙升的逻辑一是样的。虽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至少中国的消费总量是国际市场十分关注的问题。不同于其它产品,能源需求弹性小,能源资源大买家常常没有价格的话语权,而过多依靠国际市场就等于把自己的能源安全置于他人之手。中国本身长久可靠的能源安全只能立足于国内储备,因为只有国内能源才在价格和数量上最终可控。中国的能源储量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

  按目前能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模式(高投入和高消耗),实现到2020年GDP翻两番、能源只翻一番的政府发展目标可能性不大。国内生产总值继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快速,高能源需求增长的状况可能延续到2020年。如果动态地来看待能源问题,无论是已知的还是猜测的能源来源,以及期望的技术进步,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中国能否有供给充裕、价格合理的能源和环境来支持向中等收入国家过渡的担忧。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节能。

  中国为什么需要减排

  能源开发利用是环境的主要污染源。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涉及环境问题的所有领域,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和生态环境破坏等。事实上,许多能源问题来自于对环境的担忧。二氧化碳等产生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全球性气候异常,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增多;随着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而形成的酸雨使生态遭到破坏,农业减产;氯氟烃类化合物的排放使大气臭氧层遭到破坏;粉尘的大量排放则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工业结构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虽然对环境污染影响很难具体量化,但粗略地估算一下,目前的环境污染状况很令人吃惊。国家环保局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全国有3亿多农村人口饮用不到洁净水,4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在中国11个最大城市中,空气中的烟尘和细颗粒物每年使5万人夭折,40万人感染上慢性支气管炎。

  其它一些指标也充分显示出环境状况的严峻性。目前,全国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70%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受到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近1/5的土地面积有不同程度的沙化现象,近1/3的土地面临水土流失,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列居世界第一和第二。2006年,中国38%的城市未达二级空气质量标准。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座城市中,中国占了6个。还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二是在透支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的。

  目前的增长模式正在给子孙后代带来巨额环境清理费用的重担。国家环保局对治理成本核算的结果表明,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的一次性直接投资占当年GDP的6.8%,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的老龄化,估计劳动力从2020年将开始缩减,出现第三代的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现象。如果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试想一下未来,中国背负着巨大环境清理费用,只有较少的劳动力和已经为数不多的资源来养活庞大的人口,这种情形将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目前仓促满足能源高需求的方式。由于缺乏有效的能源预测和规划,面对能源高需求增长,政府无法从容应对。从2002年6月到2006年6月,中国经历了严重的电力短缺。为了消除电力短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电力产能。然而,这种做法有很大风险。现在看来,由于没有预测到这次电力需求高峰,为急于满足电力需求,对电厂建设所应当考虑的环境问题可能无法进行充分适当的评估。如果一个本来不该建的电厂却建了,它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能长达30年到50年,甚至更久。

  《商业周刊》就 “印度专题”曾引用一位跨国公司高管的话说:“如果你想在中国投资修建一条道路,只需要数量不多的人很快就能做出决策;如果在印度,可能要花费10年时间才能决定。”印度的体制拖延效率,但有利于避免决策失误。虽然这种说法不一定对,但就大型基础设施(包括能源)项目而言,为数不多的人做出的快速决策,往往容易忽视环境问题。

  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的趋势没有得到扭转。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很担心巨大的人口总量对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影响,最近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更加重了这种担忧。然而,为了维持低的能源成本,未来能源消耗仍将以煤为主。过去20多年的年均煤炭消耗量大致是12亿吨,今后的年平均煤炭消耗量至少是24亿吨。2005年70%的烟尘、90%的二氧化硫、67%的氮氧化物和7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来自燃煤。虽然双倍的煤耗不等于双倍排放,但是如何减排?国家环保局说,2006年是环境问题最为严重的一年。那么,2007年呢?

  在重工化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护环境相当困难,尤其是在能源价格不能充分体现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的情况下。历史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无节制地利用当时低廉的能源,大量排污积累的结果是耗费巨大的环境治理成本。近年高能耗增长给中国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由重工化发展支撑的经济快速增长和能源利用虽然使中国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却也快速地恶化了生态环境。物质生活如果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还能舒适吗?

  能源和环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日益增大,直接威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2006年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发布的世界环境质量“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体会到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实际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体会,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积累对人类造成的灾难可能是无法估计的。因此,环境污染影响常常被低估。

  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常常以不发达国家的加速污染为代价。由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对环境需求也就不同。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可以“在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污染产品,在高收入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目前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关系基本如此。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收入还远离可以把高污染产品转向其它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即使到了“可转”水平, 以那时中国的需求量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规模,有可能无处可转。因而,环境恶化的曲线上升区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经济较高增长难以抵消现实的环境破坏。因此,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减排。

  中国能源现状和主要问题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和消费国。2006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5.5亿吨油当量,约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4.7%,低于第一位的美国(能耗总量为23.4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总量的22.2%),而远高于第三位的日本(5.2亿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总量5%)。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者和消费者,占世界总产量的37.4%;世界第二大电力生产和消费国,2006年预计电力装机将达7.2亿千瓦;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者和第三大石油进口者,预计2007年原油进口依存度将达50%。

  中国的能源动态表明能源消费增长过快。2003到2006年间中国能源年消费总量都是双位数增长。原煤消耗从2000年的13亿吨升至2006的23.7亿吨。同一时期,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一倍。2006年新增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近年的石油消费量平均在7.0%之上。这是因为与能源密切相关的主要原材料消费的快速增长,表明了城市化进程在加速。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而且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005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68.7%,石油21.2%;而世界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平均比重仅27.8%。结果是,就整体而言,中国环境污染可能是世界之最。

  虽然有长期能源短缺的预期,短期内能源产品过剩也会是中国的一个现实。过剩除了浪费资源,还会影响能源消费效率。能源部门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如电力行业中近90%以上为国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能源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如何“做大"。在国内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参与了“做大",对供需状况的解释可以根据需要而定,足量的国内储蓄和国有银行也支持了国有企业的扩张。以电力行业为例:即使目前电力过剩已经显现,如果中央政府愿意批准,仍然有很多国有企业愿意投资电厂,许多银行愿意贷款,许多地方政府愿意担保和参与。在四年电力短缺之后,电力供需在2006年已经基本达到平衡,并将在2008年出现过剩,过剩会鼓励电力消费。只要有一个电厂“过剩”,就一定会有寻求电力消费的努力。到今年4月,已经有14个省份无视中央政府的明文规定,“顶风作案”,自行出台了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措施。

  中国能源价格被人为地控制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不能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影响,是导致能源"过度"消费的根本原因。控制能源价格水平可能是为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近期高耗能产业高速增长体现了能源的"过度"消费。以钢铁工业为例:2006年我国共出口钢材4300.7万吨,比上年增长109.58%,钢铁是高耗能产业。如果钢铁的出口能反映出本国的资源稀缺性,并且在环境影响已经内部化的同时还能盈利,当然有利于中国。然而,低能源价格和忽视环境治理使钢的出口可能"过度",事实上是在将后代应当享有的资源拿来补贴外国人当前的消费,将对中国造成长期损失。

  低能源价格导致对能源的低效使用。中国的工业能源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04年调查表明,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低能源价格鼓励了企业去购买能源效率低的廉价设备和技术。目前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37%,却是以低增加值和高耗能的方式实现的。由于能源资源的约束,以往和现在的能源低价政策是"过度"能源消耗的原因,这种政策会导致将来的能源价格更高。

  能源市场至今仍然无效,无法正确引导能源投资。能源大短缺与大过剩的投资机制依然存在。中国能源行业中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带有垄断性质,市场改革进展缓慢。包括石油、电和煤在内的能源价格改革进展甚缓,迄今尚未完成,并且在未来一段期间内可能仍然无法到位。能源投资和项目准入仍然需要政府批准; 电价、石油产品价格和一定程度上的煤炭价格都由政府制定。因此,中国的能源行业基本上是政府垄断。

  为什么与其它部门的改革相比,中国能源市场改革进展如此缓慢?能源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它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如果要对二十多年来中国9.5%的年均增长率总结出一个最有价值的经验,就是社会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预测的商业环境。社会和政治稳定支持了中国高速度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高增长又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稳定。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社会稳定绝对是头等大事,其它都次之,包括效率。能源的社会特性决定了能源市场改革进展缓慢,能源问题常常会被社会化和政治化。能源价格上涨是“双刃剑”。保证贫困人口满足基本的能源需求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一个必须迎接的挑战。还应当记住,环境污染对穷人的杀伤力也往往超过富人所受到的损害。

  节能减排中国需要做什么

  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能源消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过程的必然。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了能源环境的种种问题,在2006-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目标,要求单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以及相应的减排量化指标。如此规模的节能减排仅仅靠提高能源效率和简单的节能是不够的,它要求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不是中短期能做到的,经济仍会快速增长,能源和相关的环境问题还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节能减排成为发展的一个首要问题,包括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中央政府下定决心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人们也已经意识到目前的能源消费和污染不可持续,并对节能减排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是,调整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能需要较低的GDP增长和较慢的城市化进程, 地方政府可能不会很愿意这么做。

  即使地方政府愿意这么做,期望在五年内实现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不现实的。政府积极促进节能,然而在目前低能源价格政策和能源市场缺位的情况下,所有的节能减排活动都将收效甚微。进一步说,现在倡导的降低能源强度的措施都需要时间去实施。因此,“十一五”规划的能源强度目标可能很难实现。事实上,2006年万元GDP能源消耗比上年仅下降了1.2%。实现五年内降低消耗20%的目标,的确任重道远。

  需要有一个切实而科学的能源战略与规划。可以说,节能减排目前处于失控状态。这不是说能源行业一片混乱,而是说目前的能源战略与规划无法根本扭转我们不想要的能源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大趋势。对能源的一些基本问题,缺乏积极的讨论既说明中国能源经济研究的严重滞后,也说明了能源战略规划的软弱。目前猜测能源需求的做法则说明了能源战略规划的盲目,损失的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机会和资源利用效率。

  就相对比较优势看,中国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源密集型产业,增长模式也就应该扬前避后。这就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发展低耗能产业,比较可行的是发展服务行业,这与学界中中国经济增长应从投资推动型增长模式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呼声一致。发展服务行业首先必须增加收入水平,这是消费需求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居民过高的储蓄率(超过40%)在某种意义上是强迫性的,对普通民众来说,住房教育医疗费用高不可及,不储蓄如何应付?调整增长结构是一个慢工细活的过程,目前用“一刀切”的行政手段抑制高耗能产业,有其时间上的必要性,但也伴随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

  单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不一定会使能源消费总量减少。提高能源价格才是短期抑制高耗能产业、促进节能和降低能源强度的最有效的手段。能源价格对降低单位GDP能耗可以有确定的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会使需求减少,如果能源相对于其它生产要素变得更贵,生产者会寻求替代或选择能效更高的技术,从而促使能源强度下降。但是,能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既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和谐(如通货膨胀)。因此,能源价格是一个见效快但社会经济影响大的工具,政府在运用能源价格时常常左右而顾之,举棋不定,从而影响改革进程。

  市场改革特别是能源价格改革不充分,导致了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过快。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较低的能源价格或是更有效的能源消费。然而这是一个必要的,需要很快做出的选择。对于寻找一个与中国能源和环境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合理的工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理论还是发展经验都证明,市场的无形之手要比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效得多。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念,就有必要加速能源各个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让能源价格能够反映出能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如果没有真正切入到能源市场和价格问题上,使节能减排对企业个人具有财务意义,节能减排就可能是一个形式上的运动。中国的节能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但是,至今的经验似乎只能表明行政手段的无力和无效,必需辅之于市场机制。

  在经济结构一定的情况下,能源强度问题可以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侧的节能来解决。三亿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巨大挑战,也可以是一个重大机遇。如果在城市化进程中能为这些人口提供能效更高的住房和交通设施,将有利于节省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按照国际最好惯例来提高和加强建筑设计和能效标准方面,政府应该可以起主导作用。将住房和公共交通能源效率纳入到城市和郊区建设规划中,就是节能的一个很有前景的领域。政府在节能领域还有很多其它事情可做:比如,鼓励各级各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制定和实施严格的工业技术标准、建筑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以及加强监管和实施机制。需要建立一个能使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恰当机制,严格执行环境标准,让那些造成环境污染的人在法律上和财务上负起责任。节能减排需要大量的技术和资金投入,也需要建立相应的融资机制。

  在能源消费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环境污染可以通过利用清洁能源技术和开发清洁能源来解决。但是,高煤炭消费、对煤炭生产和运输的巨大需求,以及众多煤炭基础设施,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由于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有限,进一步开发水电资源的潜力也有限,中期内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但是,中国远没有发挥利用清洁能源的潜力,包括核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例如,十米高层的风能有经济开发价值的资源有4亿千瓦,但是现在全国总装机容量还不足百万千瓦。为什么无法尽快利用?无论利用不利用,风一直在吹。但是,煤是挖一吨少一吨,燃煤引起的大气污染是排放一吨多一吨。

  有效的节能减排还有赖于人们的能源环境意识。现在人们已经对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的含义能够更好地理解。但是,依然必需坚定地反对走“先经济发展后环境保护”的“负债”增长,这种观点在地方上仍然盛行。表现在,讨论GDP的时候地方政府的目标一般都很明确,然而一谈到能源强度和环境保护,目标和措施常常就很模糊。为追求GDP而轻视环境的案例很多。虽然中国还有贫困问题,但温饱已经不是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贫困不应该还是推迟环境保护的借口。

  有效的节能减排还必需有能源环境的忧患意识。对于中国有能力解决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和中国经济崛起,我们充满乐观。但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应悲观一些,这样今后的问题肯定就会小一些。节能减排不能等待,等待就会来不及。对于所有希望他们的后代也能享受到现代舒适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对于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无需刻意发现,看看周围环境就知道了,到其它国家(不一定是发达国家) 看一看则更深刻些。我们不是想夸大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只是想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日子过得好一些,仅此而已。

  基于世界能源消费发展趋势、能源储备和能源价格走向,中国的能源战略应有更长远的考虑。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是能源稳定供应的基础,有效的开采和利用是能源稳定供应的根本。其中最难的问题,常常是今天和明天的选择。由于主流能源(矿物燃料或常规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历史的经验表明,今天的能源进口虽然花费很大,但是从能源的远景来看,则可能更具有战略眼光。因此,中国应该有一个尽可能保存本国能源储备的战略,包括管好能源(准入,开发权,税收),采好能源(安全和规模生产,能源回收率),和用好能源(市场机制,效率和节能)。

  必需理解中国节能减排的必要性和困难性, 以及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可能性和所需要的努力。198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确实现了以年均4%的速度降低能耗。然而,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工业化,绝大多数行业已经完成了传统工业的现代化。与之前的发展阶段相比,现阶段降低能耗更加困难。节能减排就需要大战略,主要是增长方式和目标。以目前的能源情况看来,中国不应该援用西方国家的耗能方式,而需要寻找适合国情的能源消耗方式,包括生活方式。如果把这一点想明白,目前许多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都需要重大修改。例如,中国需要如此庞大的汽车工业吗?

  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国际意义

  中国能源问题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人均能源消费量低,经济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增长快且增长潜力很大。从根本上考虑中国的能源平衡,必须将中国的经济比较优势放在人口众多和资源相对稀缺的双重约束下重新审视。2002年到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增加了66%。按照目前的需求增长速度,很保守地估计,2015年煤耗可能会达到35亿吨,石油依存度达到65%。由于常规能源资源不可再生和储量有限,中国能源的长期短缺不可避免。有人提出,中国可以和其它资源不足的国家一样从别国购买能源。但是,这条路中国不一定走得通。尽管中国目前能源自给率仍然保持在90%以上,考虑到需求总量,其余10%的基本上市石油,需求量仍将很大,一定会受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

  由于消费量大,中国能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中国石油目前已经严重依赖于进口。由于国内石油产能基本到顶,石油的进口依存只能越来越高,而且升高的速度很快,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一个问题。将有更多能源企业寻机进行能源资产的跨国采购或并购,中国经济运行也将越来越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政府只能正确面对中国能源消费现有的和将来的国际影响。

  中国能源问题国际意义的两大主要特点;即石油“走出去”和煤炭“走进来”。石油“走出去”指国内石油企业出去收购并购国外石油资产。煤炭“走进来” 则是因为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总额的比重将越来越大,2010年可达40%以上。基于能源人均消费低和能源消费的高速增长,以目前的趋势,中国将很快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国际社会不可能不让中国烧煤,但会更积极地讨论如何有效地烧煤。他们会以各种方式 “走进来”,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处理能源环境国际化问题需要政府积极准备应对。首先是有一个整体战略。中国海外石油资源开发战略通俗地称为“走出去”战略。然而,与一般的中国商人走出去不一样,能源企业走出去靠的不是运气和勇气,而是强有力的外交和知识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

  就石油而言,中国早就应该走出去,现在才走出国门已是不得已,并非从容之举。许多方面都没有充分准备,尤其在管理人才和企业经营经验方面。发达国家石油商在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不但已经占据了世界各地重要的石油资源与市场,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所有较好的资源与市场,也获得了经营管理经验和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人才。中国企业现在要参与开发海外石油资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高的代价。目前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种种麻烦说明了这一点。“走出去”不仅是到国外开采、加工和利用他国的资源,而且是利用技术和资金去开发石油赚钱, 去减少石油运输风险,降低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这不仅需要资金,更重要的是需要经营管理和人才,以及更低调、准备更充分的“走出去”战略。

  同样接受考验的是中国的能源外交。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中美日在能源领域的全面竞争将不可避免,与中国在能源外交上刚刚起步相比,美日在能源外交方面长期以来已经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中国的能源外交应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改善与石油出口国特别是中东、中亚、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能源外交战略的制订应该放在全球能源环境下考虑,充分了解能源大国的能源外交政策。中国的能源外交是在与日本共同争夺俄罗斯油源时始为外界所正视。中国政府必须像其它政府那样展开游说和公关来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以积极进取的外交态势,通过各种国际场合为保证能源安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何协助中国企业将“走出去”战略体现为商业”竞争“行为而不是能源安全”威胁“,如何保证“走出去”所获得的成果,是能源外交的关键所在。

  在应对“中国能源威胁论” 上,应当让国际社会明白,中国的快速石油消费增长对国际油价会有影响,但没有理由说中国石油消费威胁其它国家的石油消费。没有谁生来就拥有比别人更多的石油消费权。石油消费人人平等,只要有钱买。当然,石油是不可再生能源,长期而言,有人消费多就意味着有人消费少了。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威胁世界石油消费的也不可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均石油消费还远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均年石油消费为242公斤,世界人均为590公斤,美国则达3吨多,日本也有1.9吨。所谓“中国能源威胁论”没有根据。中国的经济崛起需要能源支持,世界只能接受和面对这个事实。

  还必须让国际社会,尤其是能源进口国明白:任何对中国的石油消费与进口增长的炒作和夸大,都可能转为高石油价格预期,从而推动石油价格上涨。这种炒作和夸大增加了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稳定性会增加石油供求的交易成本,进一步加大油价上涨压力。这种炒作和夸大会给正常商业交易增加政治风险,进而增加石油交易成本。因此,炒作和夸大的结果是双输。

  其他国家应当和如何帮助中国节能减排

  为什么其他国家应当帮助节能?基础是中国愿意以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为主要目标. 按照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的原则加强能源国际合作。近期在全球范围获取石油资源的竞争加剧了石油稀缺预期。在上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世界石油供应的争夺主要是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之间进行。现在,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世界范围内石油储量的争夺,而且什么地方都去,争夺动作很大、很迫不及待,被收购者常常很吃惊地看着收购者们的争夺,这比任何都更能说明石油的稀缺预期,也极大地增加了石油资源成本,为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奠定了基础。

  国际上通过技术进步来摆脱能源困境的设想和种种承诺,由于能源储备的快速消耗和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而大打折扣。对能源储备(包括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估计往往过于乐观,因为估计者常常忘了告诉我们开发和利用这些能源储备的成本,以及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的种种障碍。我们期望在科学技术能够提供经济上可选择的能源替代之前,能源储备不会枯竭;然而,高能源价格和暂时的能源短缺也会对全球(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以及政治稳定造成很大影响。

  考虑到地质学、科学技术以及国际政治的真实情况,今后的能源供给要满足高需求增长和维持合理的能源价格,确实困难比较大。因此,只有相对较小的能源需求增长才能减弱稀缺预期,使能源价格回落或者不上涨太快。也就是说,所有降低能源价格的举措都应当围绕减弱稀缺预期,主要包括减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和减少需求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需求增长速度越快,需求的不确定性就越大。因此,降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是关键。如果经济增长目标不变,那么,降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由于常规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和能源替代的不确定性,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能源问题也是在帮助他们自己。

  为什么其他国家应当帮助中国减排?比较直观地说,因为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挑战事实上也在帮助他们自己。假设人均收入1500美元以下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和人均收入35000美元以上发达国家的人们同样看待环境是不现实的。同样,发展经验表明,认为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对环境治理必需承担相同的责任也不现实。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的威胁面前,应有的态度是同舟共济,各尽所能,共同应对。

  那么,国际社会如何帮助中国节能减排?积极的对话和和合作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将有助于形成对能源问题的正面看法。中国的能源需求仍将继续增长。如果按照9%的经济增长率,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低水平人均能源消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每年约两千万乡村人口将涌入城市)等等,都预示着中国能源需求将持续强劲,而且这种状况将可能延续到2020年。对中国能源的负面宣传和缺乏合作态度将增加中国政府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困难度。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没有认真对待能源和环境问题是不对的。由于能源的特性,在没有弄清楚改革可能导致什么后果的情况下,要政府做出选择是很难的。例如,大量的燃煤电厂污染了环境,但是,为了保持低能源价格以确保9%的经济增长率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政府还有其它能源选择吗? 提高能源价格,或提高多少会影响社会稳定?

  假以时日,中国应该可以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解决节能环保问题。然而问题是,到那时是否为时太晚? 如何想象中国每年烧35亿吨煤时的能源环境影响? 煤炭作为中国的主要能源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国际社会不可能要求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不要烧那么多的煤炭,但可以帮助中国以更有效、更清洁的方式来烧煤和提高能源效率。煤炭清洁利用在技术方面没有障碍,但必须有行政和财税的有力措施去推广使用,关键是如何利用一个足够的环境成本(税收或补贴)去鼓励使用,这些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此外,不能老惦记着到中国卖清洁煤技术,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中国企业要买?国际社会应当可以通过免费提供加上财务激励来鼓励中国企业使用清洁煤技术。此外,在寻找清洁能源方面,国际社会也有必要向中国提供财务激励。这些都肯定是高回报的投资。

  其他国家还有必要提供更多技术援助支持能源改革,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可以用成功的国际经验来说服中国政府:更好更快的能源市场价格改革并不一定导致社会不稳定。能源市场化和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可以使政府把更多精力集中在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的宏观方面,例如能源体制、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让市场在微观的能源投资决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事实上,只要发达国家愿意少消费一些,是可以抵消或减弱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石油消费增长对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果需要节省下100公斤的石油,人均年石油消费3吨多的美国人要比人均年石油消费仅为242公斤的中国人可能容易得多。发达国家有必要在评估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的速度和总量的同时,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求增长的条件下,也评估一下自己未来能源需求的,这应当也是能源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

  国际社会应当尽快将中国纳入能源对话。国际能源署(IEA)应该尽快让中国加入该组织。中国现在是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IEA需要中国的合作。在未来的年代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保持高速增长,能源需求将持续强劲。IEA必须充分了解中国的能源需求,否则,对国际能源的现状就可能缺乏准确的判断和一个合作解决问题的平台机制。如果中国加入IEA,除了IEA的国际地位更强大,在应付突发性事件方面也可以更有效地协调。可以说,将中国纳入IEA将是该组织在今后几十年有作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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