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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上)
http://www.eedu.org.cn    作者:钞晓鸿    文章来源:本站收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4-25

  自地球诞生以来就有了全球环境的变化,这一变化可大致归因于各种物理、化学以及后来才出现的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人类出现之后,各种自然的与人为的因素共同塑造和改变着生态环境,后者逐渐成为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愈益显现。在生态环境自身演变的历史上,人类既有可能是幸运儿,也有可能是受害者。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因子,人类在利用、改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同时反馈于人类——既有可能报答、施惠于万物之灵,也会对灾难的始作俑者施以报复。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今的环境状况则需要追溯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因此,无论是基于现实的还是历史的,生态环境史都有理由成为重要的研究部分。
 
一、             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研究进程 
 
  若干年来,伴随着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消费需求亦得到很大满足,但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森林植被锐减、不少物种灭绝、淡水资源短缺、绿野变为沙漠、环境趋于恶化。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现实,不是局部事件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只是存在区域差异而已。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成为人类力图与环境合谐相处、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抉择,也应该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与责任。20世纪后期与本世纪初,环境问题曰益受到人们关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兴未艾。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背景。
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理念的形成经过了数十年时间,其中既有民间的推动,也有政府的参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该书通过对污染物迁移、变化特别是滥用杀虫剂后果的描写,向人们阐述了海洋、天空、河流、土壤、动物、植物和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该书指出,“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污染这一罪恶的链环在不断地传递转移,环境污染及其恶果实际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恶魔。该书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以致有人认为其出版标志着“生态学时代”的开始。①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布《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该报告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完成,分析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以当时的人口与工业增长发展下去,世界将面临“崩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虽然该报告对未来的估算及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悲观,但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带来环境污染却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与讨论,从而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重视。②1981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Brown)出版《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必须从速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Sustainable Society)。1987年,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报告,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给出了如下定义,“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下去,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该报告强调,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必须立足于使环境资源库得以持续和发展的政策”。③这一精神为此后的联合国大会所遵循(参下文),可持续发展也逐渐成为媒体频繁使用、如今中国大众亦接受的词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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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卡逊(Rachel Carson)著,吕瑞兰译:《寂静的春天》,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7页及《译者的话》。并参考弗兰克·格雷厄姆(Jr. Frank Graham)著,罗进德、薛励廉译:《〈寂静春天〉续篇》,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②(美)D 梅多斯(Dennis L Meadows)等著,于树生等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另一翻译本为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与此悲观论相对应的则是乐观论,如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Julian L Simon著,黄江南、朱嘉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2页,第23—24页。张志强等:《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与趋向》,《地球科学进展》]999年第6期。 
  

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研究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与义务。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文件。受秘书长委托,由巴巴拉·沃德和雷内·杜博斯执笔,在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协助下提交了《只有一个地球》报告,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探讨全球环境的前途问题,唤起各国政府对环境特别是环境污染的注意。①1980年3月5曰,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②91983年第38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简称 WCED),次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并以“持续发展”为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1987年,第42届联大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提出到2000年乃至以后实现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③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和发展大会,把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树立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与解决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战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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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巴拉·沃德(Babara Ward)和雷内·杜博斯(Rene Dubos)主编,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
②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15页。
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译:《我们共同的未来·前言》。
 
《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文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协议。中国政府签署了协议,并在会后提出了环境与发展10大对策,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国家环保局为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环保工作,特制定了《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①环境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对世界、对人类负责的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生态环境(史)研究受到全球变化研究的直接推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世界各国、不同地区均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其中:地球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任何国家与地区均成为全球变化的一员。全球变化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跨学科、综合性、规模宏大的国际合作研究活动,涉及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该研究主要有: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HDP或HDGECP)。世界气候研究计划1980年开始实施,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共同组织,主要研究气候系统中物理方面的问题,并探讨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1年正式实施,由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研究,主要分析控制地球系统及其演化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全球变化的人类因素计划由国际高级研究机构联合会(IFIAS)、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ISSC)、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共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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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国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前言》,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
 
定、组织,是在社会科学界模仿自然科学界的大规模集体合作精神,更好地了解导致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原因。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第18界大会通过了《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计划研究纲要》,指出该研究必须同时考虑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这两方面内容。①可以看出,上述这些研究计划各有侧重点,但在关注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方面却具有一致性。中国科学家积极介入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由中国的全球变化国家委员会(CNC-IGBP)组织协调。中国科学家正式立项研究全球变化问题始于1985年,并于1995年10在北京承办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② 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也是中国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交流、学科整合的产物。应该承认,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气候学等领域,数十年来几代人已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这些成果构成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在本士的学术基础。上世纪后期以来,生态环境史在海外特别是美国逐渐兴起(参下文),对大陆的生态环境史研究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近10余年来,大陆学术界的问题意识、学术视野也逐渐发生转移。在史学界,由帝王将相转向芸芸众生、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由事件史考察转向长时段分析、由重视人与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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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成权、张志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综览》,《地球科学进展》1994年第3期。1990年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正式加盟后,(HDP或HDGECP)计划遂更名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类影响国际研究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简称IHDP)。
②    孙成权、陈晔:《中国的全球变化研究项目述评》,《地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孙成权:《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科学咨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简介》,《地球科学进展》1996年第3期。
 
系到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①对生态环境的曰益重视也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其他学科也加强了该领域的开拓,出现了所谓的生态文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等等,而自然科学界对生态环境及其演变史的考察自不待言,并逐渐将研究重心放在人类历史时期之内并重视分析人为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在学科门类逐渐细分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学科的渗透与融合。在此形势下,大陆学术界明显加强了生态与生态环境史研究,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学科整合,试图打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畛域之分、发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更深刻、全面地揭示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史已成为学术前沿与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年来大陆学术界所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包括部分译作),有的虽未贯以生态史或环境史之名,但却涉及历史上的生态环境,这里择要勾勒分析如下:②

 

①法国年鉴学派对中国影响较大,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部分用500余页的篇幅来分析“环境的作用”。
②近年来也有相关的专题综述,如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史学集刊》2001年第3期: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但前者主要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后者基本上是对部分论著的叙述。这里试从主要观点、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出发,对重要的学术积累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勾勒与分析。


二、             关于生态环境史的概念、理论及方法 
 
  迄今为止,生态环境史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各种论著所使用的名称也不一致,如环境史、生态史、历史生态学、生态环境史等等,理论与方法研究相对薄弱。
    一些研究者重点考察环境史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兴起与学术渊源。例如,包茂宏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理论、方法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环境史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分三步走,一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引介国外的理论成果和方法,二是实证研究中国的人与环境关系变迁史,三是从全球视野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形成中国的环境史学派。①侯文蕙多年来翻译了一系列相关著作。②另一些研究者则追溯、总结其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轨迹。例如,王子今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对20世纪中国生态史研究取得的进步及其意义进行分析;认为生态史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生态条件本身历史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条件对社会历史之影响的研究,涉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作者指出,今后要继续深化理论建设和跨学科研究。③
关于环境史的性质,一种认为属于历史学范畴,是历史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梅雪芹提出,“20世纪晚期在西方史学界兴起的环境史,属于历史学科而非其他学科的范畴”;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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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②如美国著名环境史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Worster)的著作:《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三联书店2003年。等等
③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为一门学科,环境史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模式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是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可分别以“人类文明”、“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等关键要素将其与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相区别;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和学科建设,要以辨证唯物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理论和指导思想,充分借鉴西方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角度探讨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研究范式;今后应重点研究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思想。①另一种认为,环境史是一种新视角,研究内容更加广泛、全面。包茂宏引述唐纳德·沃斯特的话说,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它比以往的历史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即把整个社会和全部人类活动放在自然和自然过程中来观察。②还有一种认为,环境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景爱认为,“环境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涉及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新途径;运用多学科知识,掌握多种研究手段,进行野外考察是基本研究方法。侯文蕙认为是交叉学科。环境史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才兴起的一个“新兴学科”,是一门融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带有很强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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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雪芹:《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论纲》,《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环境史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还包括自然,所重点展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①
一些研究者根据自己所长与研究体会提出相应的研究视角。行龙主张从社会史的视野,利用跨学科的方法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②夏明方主张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余新忠主张从疫病社会史或疫病医疗社会史视角,不仅研究疫病史、医疗本身,而且从此入手,研究人类历史上的生存境况与社会变迁的轨迹。③围绕着传统人地关系理论展开的分析亦有不少成果问世。当今国内外大多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但传统中国却存在人与自然合谐的观念。吴承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该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整体合谐的,人类社会是同一有序的,天人之间可通,消极可以转变为积极,强调“天人合一”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意义。④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三才”(天、地、人)理论比“天人合一”更能揭示这一关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 这一视角、从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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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侯文蕙:《(尘暴)及其对环境史研究的贡献》,均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③夏明方:《自然灾害、环境危机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余新忠:《疫病社会史研究:现实与史学发展的共同要求》,均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④吴承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①鲁西奇评析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地相关论以及或然论等人地关系学说,指出在思考人地问题时要重视“区域”观念的方法论意义与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提出以典型的“区域链”及“流域链”来考察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总结出人地关系的演化模式。②王铮等分别从人口地理分布、区域经济与中国经济格局、政治疆域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明显影响,他们认为,人地关系形成一个链,而资源利用是其中的中心环节,人是以群体特征来响应环境如气候变化的,人地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受到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多重影响,气候变化虽是一个强大因子,但它却不能产生确定性的影响。③
从文明观与认识论的高度,有学者认为环境史既非环境决定论,亦非人类中心主义观,而是一种生态中心主义观,这在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④在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讨论热潮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生态)伦理学界也展开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走入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从价值观的角度,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位置;不少人认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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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②              鲁西奇:《人地关系理论与历史地理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2期。
③              王铮、张丕远、周清波:《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兼论人地关系》,《地理学报》1997年第4期。
④              包茂宏前揭文;刘耳:《当代西方环境哲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发展的环境伦理学基础;也有人赞同生态中心主义。①
总之,大陆学术界在生态环境史的概念、性质、主要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存在不少分歧,实际海外也是如此,唐纳德·沃斯特曾说到,“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②但其中也有共同点:一是,均承认环境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研究意义;二是,均强调环境史要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均主张采取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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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覃明兴:《人类中心主义研究综述》,《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杨淑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研究综述》,《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6期;陈伟华、杨曦:《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年第4期。
②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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