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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资源再生的时代       ★★★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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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资源再生的时代
http://www.eedu.org.cn    作者:杨眉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25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国际社会质疑“谁来供应中国”,并炮制“中国能源威胁论”,当中国面对能源困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垃圾”、“电子垃圾”、“洋垃圾”等概念。

  从资源获取的途径看,除了开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是再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杨眉 /北京报道

  在环保意识高涨的时代,人们自然地习惯于对“洋垃圾”恐惧与谴责。然而,在能源已成发展瓶颈之时,当我们换个思路重新审视,就会发现一个资源的新天地。

  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高消费后形成的“汽车坟墓”、“轮胎大山”、“钢铁城市”、“塑料矿山”等废旧物资,能否变成资源需求大国——中国的再生资源?

  当中国的“储备型”资源战略遭遇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他国政府阻挠所带来的挑战、考验、甚至困境后,“再生型”资源战略被寄厚望:它可否解除卡在中国经济脖颈上的这只资源魔爪?

  显然,中国资源再生产业起步前需要绕过的第一道坎,就是国人对“电子垃圾”的惯性思维。

  即将诞生于辽宁省的中国第一个“再生资源示范园”,将是对这道坎的首次“正面相撞”:该示范区不仅提供从国际回收、拆解、加工等一条龙式的资源再生产技术样板,更要在投资、成本、环保等诸多方面,与传统资源产品加工方式“叫板”——进行一系列指标的试验和对比。

  示范区运作的成功与否,可能关系到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

  而这一切的最初起源,是一次长达两年、耗资百万元的国内外调研。资源再生的“跨国调研”

  这是一次时间跨度长达两年多的调研,调研范围从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到东北、西北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并远至西欧、北美、日本、韩国等地区和国家;调查目的只为回答一个问题:面对全球资源枯竭、国内资源全面紧张的现实,中国应该建立何种资源战略?中国有无可能选择走再生资源之路?

  对于他们提交的2万多字的国际再生资源调研报告,国务院领导同志作出了“资源再生产业市场潜力大”的重要批示。

  “资源枯竭已经成为人类共识,而对于资源在哪里,全球也已有新的共识:历经人类五千年开发,全球‘可工业化开采’的矿产资源绝大部分已不在地下,而是以‘废旧物资’的形态存在于我们身边,而其中85%又堆积在发达国家。”承担此次调研的机构——中国包装联合会国际资源再生委员会(以下简称“再生委”)副会长刘向群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这一不可扭转的地球资源现状,成了中国选择资源战略时无法回避的首要参考依据。

  从早期全国勘探、钻井的“开采型”资源战略,到目前“全世界找石油”的“储备型”资源战略,中国未来有无必要和可能走以“回收”与“再制造”为一体的资源再生战略?

  曾以“牙膏皮换牙膏”政策,创下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的中国,资源再生行业仍停留在“收破烂”、“非法回收”、“非法拆解”、“电子垃圾”等边缘化、甚至是地下生存状态。而吸收中国“回收”经验的发达国家则发展成了一个集“回收”与“再制造”为一体的独立产业—资源再生产业(也称第四产业)。

  统计数字显示,发达国家资源再生产业规模在20世纪末为2500亿美元,本世纪初已增至6000亿美元,到2010年预计可达1.8万亿美元。

  如果中国选择再生资源战略,所需的规模庞大的废旧物资从何而来?

  该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废品收购是一条途径,而另一条新途径是国际大收购——“国外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压成饼子的报废汽车、堆成山的废旧轮胎和渔网等,都是回收钢材、塑料等资源的新渠道,”“再生委”副秘书长姚仲永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更重要的是,回收这些国外废旧物资,不仅不需要支付购买价格,当地政府还会‘倒贴’补偿金——因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拆解的人工成本太高,而且本国的制造业已经转移海外,不需要这种高成本的再生资源。”

  面对发达国家高消费后形成的“汽车坟墓”、“轮胎大山”、“钢铁城市”、“塑料矿山”等废旧物资,发展中的中国作为当今资源需求大国,可否回收、拆解、加工形成新的钢、铁、铜、铝、不锈钢、塑料、橡胶……

  但是,目前资源再生仍有一道致命软肋——环保问题,如报废电子产品的回收和处理所带来的污染已经成为新的、严重的环保问题。对此,“再生委”调研后认为不能“因噎废食”、“因小失大”,而且“禁止令早已事实上失灵,任何严格限制措施只能使现存的加工作坊进一步隐性化,造成更大污染。”

  最简单有效的措施是立法,起草和出台《再生法》。而立法的前提是成立再生资源产业的专门主管政府机构或行业组织,“现在的资源再生产业由国家环保局分管显然不合理,这就像让猫领导耗子一样。”有学者如此评价。

  事实上,资源再生产业不仅事关中国的资源战略,也是中国搞循环经济所无法绕开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政府倡导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就是由“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转向“产品-废弃-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不是简单的生产工艺的改善”,刘向群分析说,“没有资源的再生,循环经济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资源再生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与“贮备”资源相比,“再生”资源可能是解决目前中国能源困境的一种有效途径。“储备型”资源战略国际碰壁?

  “截至目前,中国的资源储备战略似乎不太乐观,为了储备石油、铜、铁矿石等资源,中国人全世界走了一圈,但结果碰了一个钉子后回来了,”某能源界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他说这话时正好中海油刚刚正式宣布放弃竞购尤尼科计划。

  这场始于2004年的中国资源“储备大行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际社会关于“谁来供应中国”、“中国能源威胁论”等疑问和争论;而且还影响了国际市场资源型商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如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00%、国际原油期货连续创下近30年来历史新高且已达65美元、铜价也翻番上涨……

  面对这些国际舆论和国际市场风云,中国的“资源储备计划”面临严峻考验、挑战,甚至是困境。而对于全球公认的“世界加工厂”中国而言,资源紧张几乎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时期的最致命“要挟”。

  自2004年起,面对资源紧张,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储备型”资源战略:从国家领导人的“能源外交”,到国家发改委的石油储备计划,再到国内石油巨头在国际市场上频频出手——收购油井、兼并石油公司等等,形成了“中国人全球找石油”的世界景观。

  据了解,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召开座谈会,邀请了数百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共商包括能源在内的中国资源战略。当时大部分人都同意走“储备”之路,更有人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开发矿产资源的“全球资源战略”。

  但事实证明,中国这一以“开发”、“储备”为主的全球资源战略,无论是早期的国际采购团,还是后来对国际油田、石油公司的收购兼并,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价格的大涨、发达国家政府对中国企业收购计划的干预和阻挠。

  如今年年初,澳洲铁矿石先是报出上涨70%的采购价,中国国内钢铁巨头们发表抗议声明,并发出拒绝采购的威胁;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供货商并不理会,随后更提价200%,“因为他们了解中国这个国际大买家的底细,中国的需求是无法用抗议代替的,”该人士评价说。

  而对于中海油高价竞购尤尼科石油公司计划的最终放弃,更是中国石油储备战略遭受的又一记重创。甚至有传言说,美国政府之所以极力阻挠,是因为有人提出了“不能让中国糟蹋了全球石油”的抗议。

  更令人担忧的是,除了铁矿石、石油,还有铜、铝等,几乎所有中国需要的资源类商品,国际市场都在疯涨。

  对此,国内已有学者和专家对现行的国家能源储备战略提出了异议,并指出,依靠采购和收购等方式储备“开采型”或“原生型”资源的做法,既偏离了国际资源利用的大方向,更不适合中国超规模化需求的国情和现实。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改变思路,放弃单纯的储备‘原生态’资源的狭窄思维,转型走再生资源战略之路。再生资源为各国普遍重视

  其实,再生资源、资源再生产业和再生资源战略等并非什么新鲜概念,中国曾创下过世界最早的回收系统,美国创造了再生产业,而二战后日本、德国借力再生资源恢复经济、强大国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为解决因“老大哥”撕毁合同而出现的资源短缺,周恩来总理发出了“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实行收购废品,变无用为有用”的号召,并亲自组织建立了16万个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回收点,实行了“牙膏皮换牙膏”政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

  后来,西方发达国家吸取我国的经验,将其发展成一个集“回收”与“再制造”为一体的独立产业—资源再生产业(也称第四产业)。巨额资金的投入、优惠政策的导向、前沿科技的支持,使其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

  精明的犹太人早就说过,再好的铁矿也不如废钢,世上有多少新,就有多少旧。废旧物资是全球唯一在增长、迟早要取代地下矿藏、俯拾皆是的“富矿”。

  二战后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和德国,都是资源匮乏国家,他们最早掀起了“垃圾革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如德国在1986年将原有的《废弃物处理法》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强调要采用节约资源的工艺技术和可循环的包装系统,对已经产生的废物进行循环使用和最终资源化的处置。他们率先将运转了300年的“开采-产品-废弃”的“线性经济”,改造为“产品-废弃-再生产品”的“循环经济”。成功的用再生资源取代了原生资源的主导地位。

  随后,其它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再生法》,不惜大规模封矿、停炉进行产业转型。美国再生产业规模目前已达2400亿美元,超过汽车行业,成为美国最大、解决就业最多的支柱产业。

  目前,一些国家的再生法规要求,新产品所用材料中,再生材料不能低于20%。广东“实战演练”资源再生

  事实上,最早改革开放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早已开始资源再生产业的“实战”操练,近年来资源再生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出现的千万“回收大军”,将我们的垃圾场“扒拉”的“寸铁不剩”,成为全世界回收最彻底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还进口了数量可观的废旧物资。

  据刘向群介绍,调查中发现,资源匮乏的东南沿海进口了占全国进口总量80%的废旧物资,获得的廉价原料最多、出口产品最多、解决就业最多、经济也最发达。反之,越向西北方向,企业对矿产资源的依赖越严重,经济越落后。

  调查中了解到,东南沿海已基本上形成了:每增加一万吨进口废旧物资,就增加就业1千人,节约原生资源120万吨,少产生三废10万吨,节电1000万度,增加产值1个亿的公式。

  如东南沿海地区的中、低档电子产品,之所以在全球占主导地位,正是因为进口了全球75%的“电子垃圾”,正是因为电子产业的“拆解”和“组装”程序需要密集劳动,最能发挥我们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多数电子元器件寿命为50万小时,而发达国家的电器更新快,其中的元件平均只用了2万小时,正处于“最佳时段”。而拆解这些元器件主要靠手工,发达国家不仅无法回收,还要平均每台补贴20美元去销毁。而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通过密集劳动,能将废旧电器回收到每个焊点。彻底报废的电器拆解成单一成分后,仍可成为廉价原材料。

  在深圳调查时,当地的惠科有限公司在利用国外废旧电器方面很有代表性。该厂由4名大学生8000元起家,短短三年,已经形成400万台显示器、电视机以及几十种电子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值达16亿,解决了一万多人就业。因为该厂产品的反修率、价格远低于原装产品,大部分销往国外,今年的产品已全部预售一空。造成污染的清洗、脱焊等环节均达到国家标准。

  在广东,惠科公司并非个案。仅汕头贵屿一个镇,每年就加工了55万吨进口废旧电器,不仅为电子产业提供了大量优质元器件,还为资源匮乏的广东提供了原料。据当地政府保守统计,每年从废旧电器中拆解出来的塑料13.8万吨(相当于40万吨石油);铁、铜、铝、锡等五金25.8万吨;贵金属6.7吨,其中金5吨、银1吨、钯0.7吨。

  但是,汕头贵屿同时也是电子垃圾污染黑名单上的重点户。立法改变污染现状 实现再生资源梦想

  废旧电器,还有一个更为“流行”的名称——电子垃圾,它一直就是中国人眼中带来环境污染的洪水猛兽,汕头贵屿、江苏泰仓、山东莱州、河北徐水和正定等,都是电子垃圾黑名单上的熟客。

  从环保角度看,废旧电器可以称为电子垃圾;但对于再生资源产业而言,“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

  “垃圾是什么?是没用的废弃物;而报废的电子产品,有着数十、数百种的有用材料,怎么能轻率的称之为垃圾?”,“再生委”副秘书长姚仲永分析说,“仅仅一个错误称呼就可能迷失了中国资源战略选择的大方向。”

  对于“电子垃圾”污染问题,“调研报告”给予了承认,但对比分析后发现:与从矿石中提炼同样数量的金属、生产同样数量的元器件相比,拆解废旧电器所需要的耗能耗材、环境治理成本都要低几十倍。

  “目前之所以将废旧电器称为电子垃圾,一方面是人们对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单一开采来源阶段,同时,因为政策滞后,废旧电器拆解等资源再生产业缺少必要的立法规范,特别是对因此产生的污染缺少相应的规范和强制性措施,最终导致了再生资源产业的低污染本性被曲解,”刘向群分析说。

  据了解,发达国家,几乎都有专门的法规,如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和《预防污染法》、欧盟的《报废车辆指令》、德国的《废弃物限制处理法》、日本的《废弃物处理物》和《资源有效利用法》等,基本宗旨都是促进对有关资源的回收利用和循环使用。

  拆解废旧电器的资源再生产业,之所以污染远远低于从矿石中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手工操作,以手工为主的资源再生产业,几乎是所有工业项目中解决就业最多、污染最小,投资、耗能耗材最低,工伤最少的产业。

  中国电子工程院的专家们还曾经做过一个考证,结论是贵屿堪称世界废旧电器回收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以手机拆解为例,一部手机可以拆解出2000多种构件,回收率达100%。而美国,尽管每年为废弃的300万吨废旧电器投入数百亿美元的处理费,回收率也仅为8%,成为一大“公害”。

  调查中还发现,对于废旧电器的拆解,再尖端的设备也比不过人这一最精密的“机器”。如国内有些地区,迷信西方的经验和技术,引进国外所谓的现代化设备,建立了一批废电器、旧轮胎处理厂,虽然得到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但效率上根本无法与手工操作企业竞争,再加上找不到货源,几乎全部倒闭。

  目前,在“长三角”、“珠三角”已经有上千万家拆解企业,形成了“进口废旧产品—再生成新产品出口—进口废旧产品”,成为名副其实的“循环经济”,解决了几千万人就业、节约了国家上万亿投资、每年减少上百亿吨的资源消耗和几十亿吨的废弃物排放。

  这种“廉价再生资源+廉价二手设备+廉价劳动力=廉价产品”的电子产业模式,使东南沿海占尽低成本优势,如一只防风打火机,广东的售价为6元,日本出厂价就超过60元;广东售价500元的DVD,日本出厂价就超过3000元。“电子垃圾黑名单”能否变身“再生产业样板”

  江苏泰仓、山东莱州、河北徐水、正定等地,几乎都上了国内“电子垃圾黑名单”,如非法拆解、非法小作坊以及以焚烧填埋等落后方式处理废弃物等,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次的资源再生产业调查活动中,特别走访了上述所有地区,有了更为实地、全面和客观的新发现,如污染的实际情况、与原生资源加工生产所产生的污染情况的对比、污染的原因等。调研报告还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让这些地区的废旧电器回收、拆解、加工等“地下”行为获得合法身份,给予规范管理,那么不仅可以通过采取必要的环保措施解决污染问题,还可以形成“变废物为资源”中国再生产业。

  调查中发现,尽管环保部门一直不遗余力的对“电子垃圾”给予限制和打击,但现实是,这些地区依然形成了大批以加工进口“再生资源”为主要产业的村、乡、镇、市,并形成了从“废旧”到“商品”的产业链。

  如河北正定的束鹿村,以加工废塑料为主,从业者达2000人,创造产值达5000万元。他们的经营模式是:以户为单位,投入不足万元的设备,将进口废塑料分拣、造粒。一台机器可以加工1.3吨/日,每台机器配备5个劳动力,年收入10万元。许多村的产值超过千万。

  金属再生产业,则从大量进口废五金的沿海地区向内地辐射,形成了专业化的再生金属加工区:如河北正定、浙江永康、广东南海、河南郑州的再生铝;天津静海、浙江宁波、温州的再生铜;安徽泰和的再生铅等。这些加工区域的从业人员占了当地劳动力的60%。

  这些自发形成的、专业化的再生产业“园区”和专业化公司,几乎都是当地的富裕“大户”。如浙江台州,早在2001年就进口“废五金”100万吨,获得钢铁50万吨、硅钢片20万吨、铜10万吨、铝5万吨、不锈钢5万吨、塑料5万吨;金属再生的规模化企业中如河北立中有色金属、浙江万泰铝业、力士达铝业等公司,都是产值逾亿的纳税和就业大户。

  另一个是事实,这些“大户”因为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其拆解、加工流程中基本实现了环保达标的目标。

  调查中,浙江有关部门负责人感慨的说:没有任何金属矿藏的浙江,却成为产值超万亿的“五金机电”出口大省,再生产业功不可没。

  但是这些“大户”的经验和现状并不能否认“黑名单”地区仍然存在的污染事实。在“污染现实”与“资源梦想”之间,在“电子垃圾黑名单”变身“再生产业样板”之间,国家政策、法规成为一直期待。

  近日有消息称,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目前已进入审查阶段,今年内有望正式通过并强制实施,今后家电的生产者、经销商和售后服务机构,有回收义务,拒绝者最高可能被罚款10万元。

  另外,国家发改委还正在积极准备《电子信息产品生产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这些法规一旦正式实施,不仅将弥补我国废弃电子产品处理中环保问题的法规缺位问题,更可能因此推动中国资源再生产业的正式起步。

  辅文:

  “再生游击队”整编成“正规军”

  “再生示范园”首选辽宁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杨眉/北京报道

  电子垃圾“黑名单”上的地区,尽管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再生产业“生产链”,但由于其自发性、非规范性、分散性以及环保措施的缺位等,特别是缺少最初的规划性,所以很难说哪一个可以改造升级为中国资源再生产业的样板。不过,目前一批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正在筹划一个崭新的、具备完整规划和环保措施的“再生示范园区”,该园区位于辽宁省盖州市。之所以择址于此,原因很明确:一是辽宁省是国家循环经济的试点省,具备政策大环境;二是当地一直在申请建设一个同等规模的资源“原生”项目,示范区则采用“再生”方式加工同样产品,因此两个项目可以“现场对此”:投资、成本、污染、就业、利税等各类指标相互对比,孰优孰劣,“用事实说话”。

  据介绍,建立示范园的最初动因,源于这次长达两年的调查,即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靠“资源再生”起家的国家和地区调查时发现,它们几乎都在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相对滞后、交通较为便利的区域,建立了“资源再生加工区”;同时还发现,资源再生产业具有量越大、规模越大,则利用率越高、加工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越低的特点。

  如台湾在高雄划出10公里宽、160公里长的地域作为资源再生加工区,利用当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大量拆解、分拣和翻新欧、美、日的废旧物资,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设备,一度主导了台湾的制造业;韩国、香港也都有资源再生加工区域,在区域内实行专业化分工,集中采购、储运,集中治理,效果良好。

  刘向群副会长分析说,我国目前再生企业的现状是小、散、脏、差,属于典型的“再生游击队”,必须将其整编成正规军,建立专业化的加工园区,如广东贵屿的旧电器、河北徐水的废汽车、辽宁芦屯的废塑料等,已经出具专业化特色。

  据了解,国际资源再生委员会目前已经首批选择了四个地区筹备“资源再生产业示范园”,并成立了由地方领导挂帅、有关部门参加的“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四个地区分别为“环渤海地区”的辽宁盖州、河北沧州、天津小王庄和山东日照。

  为避免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他们拟先从“盖州示范点”起步。环抱辽宁第二港“鲅鱼圈”的盖州,是东北铁路和公路的“枢纽”,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当地人有强烈的危机感和改革意识,据当地人自己说,因受财政财力所困,地方政府官员的工资只能发40%;这里有大批具有熟练技术的下岗工人、大量闲置设备和厂房;大片滩涂地以及众多已形成“产业链”的废塑料加工企业;背靠鞍本、辽锦钢铁、化工基地,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示范园的另一个样板意义还在于,用在长三角、珠三角取得显著成效的“循环经济”,为振兴东北、发展环渤海提供一个“新思路”。如能实现每年加工一千万吨国内外废旧汽车、废旧电器、废旧轮胎、废旧塑料的预期目标,将至少增加一千亿的产值、解决一百万人就业、为东北提供九百万吨廉价原料和设备,借此可以大大增强东北产品的竞争力。

  据介绍,再生委的计划是:3-5年内,在环渤海四个“加工示范区”实现进口“废旧物资”1亿吨/年的第一阶段目标,然后再建10个“加工区”;在发达国家再建20个“初加工基地”,10年内实现进口可再生资源3-5亿吨/年的第二阶段目标,使原料由20-30%(工业国家的最低标准)来自再生资源,提高到80%。同时增加5千万个就业机会。

  辅文:

  中国再生产业的“海外淘金”时代

  ——建立畅通的全球物资回收“绿色通道”

  文/中国包装联合会国际资源再生委员会副会长 刘向群

  目前,搬掉我国再生产业头上顶着的“三座大山”(外商盘剥、政策歧视、舆论压力),建立专门的政府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实现国际间政府合作和搭建国际交易市场,是发展我国资源再生产业的必经之路。

  “全球物资回收系统”需要各国“优化组合”

  目前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进口废旧电器,国内的废旧电器数量又十分有限,目前的废旧电器大多是由韩国人、台湾人在立陶宛、越南、香港等地拆解后,走私进来的,其中大部分利润和众多就业机会都留在了境外。更为严重的是,缺少政府间的国际合作,缺少再生资源的国际交易市场,使国际流通环节黑幕重重,正常的废旧物资的回收渠道变成了“洋垃圾”的处理暗道。

  50年前,在中国尚“地大物博”的时候,国家领导人就前瞻性的做出了建立“全国物资回收系统”的决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正在为全世界生产日用品的中国,更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物资回收系统”,以补充自身的资源消耗。

  如今,全球动脉系统(生产)通过世贸组织,已日臻完善。但作为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共同体”,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静脉系统”(回收),无论各国、各企业循环经济搞的多“科学”、多“清洁”,整个人类仍将处于一边疯狂开采,一面大量废弃的“线形状态”。一边是占世界“废旧物资”50%以上的美国、日本,在废弃的“汽车坟墓”、“钢铁城市”、“塑料矿山”中挣扎;一边是资源匮乏的中国,亿万个能将旧汽车、废塑料全部拆解、利用的“人力资源”被闲置,而不得不大量开采原生资源,使经济不断“过热”。日日因此,在未形成“国际大循环”之前,任何局部“小循环”都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而完成“国际大循环”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建立“全球物资回收系统”。既然这条“静脉系统”将为我国提供80%的原材料,解决数以亿计的就业,减少数百亿吨的废弃物排放,那么我们应象当年石油大会战那样,像加入世贸组织那样,倾国家之力予以疏通。

  我们的具体措施为:由输出和输入国建立类似“世贸组织”的国际机构,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如:承担了回收报废汽车义务的汽车生产厂家,把“劳动密集”的拆解、翻新程序放在中国,可以使报废汽车回收率由50%达到100%;而需要“技术密集”的稀有废金属提纯则可以放在发达国家,同样使回收率由50%达到100%。这一“优化组合”可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增加就业。

  为此我们已与日本企业联合成立了“中日资源再生促进会”,准备在日方建立10个初加工基地,借此保证拒“洋垃圾”于国门之外。同时避免中间商的盘剥。在初加工、运输、进入加工区的全过程中,形成没有跑、冒、滴、漏的绿色通道。

  建立“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

  目前,全球“再生系统”正在成为与全球“生产系统”并驾齐驱的支柱产业。如此庞大的产业,居然没有一个国际化的交易市场。致使流通环节黑幕重重,使企业不得不派出大批人员满世界采购。仅徐水县每年派出的采购员就在5万人以上。

  我们在日本了解到,仅东京一家饮料厂,每年为处理回收的24万立方压缩“瓶砖”,政府给予补贴1.9亿日元。而这样的瓶砖走私进入我国,黑市上卖到6千元/吨。其中一半还被“中间商”在韩国、台湾、香港中转时加入“洋垃圾”。加工这些瓶砖,企业利润不到10元/吨,根本无力改善设备和增加环保投入。又如:日本数十万吨废旧渔网填埋不起(日本填埋场几乎全部饱和),中国又停止了废渔网的进口。日本渔民只好将废渔网放在旧船上任台风将船吹翻,把这些优质原料沉入海里。而原材料奇缺、回收能力极强的中国,废渔网已卖到6-9千元/吨。报载,垄断意大利建筑业的“黑手党”,几乎全部转行向中国倒卖欧洲的废旧物资,每年利润超过100亿美元。

  由于进口废旧物资是由有关部门沿袭计划经济的办法,平均发“粮票”(指标),而申请进口指标又是一个从县、地、省到中央的“艰难历程”。结果,指标紧缺的沿海地区不得不向指标过剩的内地高价收购。专家介绍,废旧物资体积大、附加值低,陆路运输超过200公里便基本上无利可图。因此,内地企业申请的进口指标大多卖给了沿海企业。我们在盖州了解到,当地近千家再生企业没有一家愿意耗时、耗力去申请进口指标。指标全部来自于黑市。寄生出一大批“指标专业户”。因此,成立“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让供需双方直接“见面”,非常必要。

  “再生产业”由于对技术、设备要求不高,捡破烂又是农民最简捷的就业手段,所以该产业已成为弱势群体(农民)最集中的弱势产业。目前,我国再生产业头上顶着外商盘剥、政策歧视、舆论压力(洋垃圾)“三座大山”,企业大部分人力、物力用在了“非生产环节”上。钱学森同志早就说过:“废旧物资及资源回收利用是国家大事之一”。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理应得到全党和全民的高度重视。

  资料:

  垃圾、洋垃圾、废旧物资与再生资源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垃圾”有:报废汽车、轮胎、家电、手机,喝完饮料后的塑料瓶、废弃的渔网,甚至还有石油开采光了之后废弃的石油钻井平台、停产或转产后剩下的钢铁大厂“遗址”。

  这些东西为何被其视为“垃圾”?难道发达国家的人们不知道这里面还有铁、钢等金属,橡胶、塑料等财富?

  他们知道,所以早在上世纪他们就制定废旧物资回收法,强制回收和加工利用废旧物资,并进一步制定了循环经济法,强制性使用再生资源。

  但是,现在他们富了,他们的劳动力成本也提高了:一个美国工人的一小时工资大概是8美元,比中国的几美分高多了。而废旧物资的回收、拆借、加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美国的资源现在已“再生不起”。

  更重要的是,现在是21世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他们主导下的芯片、标准等领域,不需要更多的钢材、石油和塑料。

  于是,废旧物资就成了发达国家的“垃圾”,如果谁要,不仅不收钱,政府还给“补贴”。

  而此时,中国刚刚成为全球公认的“世界加工厂”,资源需要量“空前绝后”。

  可不少中国人依然沿用发达国家的概念,称国外的废旧物资为“洋垃圾”。
文章录入:ahaoxie    责任编辑:ahao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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