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

作者:潘岳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8-7

【摘要】今天想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三方面的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中国环境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若干设想,目的是理清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一,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现状的认识

      人口资源环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有1/3天然不可居住了。这是两千多年来多次人口的迁徙和几次大屯垦造成的,一次在秦汉、一次在宋元、一次在明清,尤其是明清。三次大的迁徙,1/3的土地没了,沙漠化、荒漠化了。建国以来,土地又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两三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3亿多。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屏障最重要的地区,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生态难民最主要的产生地区。

      先谈谈能源问题。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孪生兄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全世界几千年来战争主要为两个目的而打:一个是为意识形态,如宗教战争、西方民主化输出等等;再一个就是为了资源,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此而打的。

      日本可以做个例子。日本当时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多,素质高,野心大,它有一个亚洲帝国的梦想。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能源。本来他有个“西进”战略,即先朝鲜,后满蒙,再中国,然后进军西伯利亚的能源开发。后来发现,中国当时只有煤,没发现石油能源,而进军西伯利亚又成本太大,开发时间也太长(大约半个多世纪)。因此他们决定了另一个战略,即“南下”战略,就是打通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进入波斯湾,把中东的石油运过来。为此就必须发展海军,发展海军必须跟一路上所有的老牌殖民主义者发生冲突,而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坚决盟友正是美国,日本背后的钉子正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所以无论如何要打珍珠港,无论如何要把背后的钉子拔掉才能放心南下。日本还必须占领澳洲,因为那里有铁矿砂。

      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必然要走向资源枯竭,必然要为争夺资源而不断冲突。如今中国45个主要矿种在14年后将剩下6个,石油5年以后将60%以上依靠进口,木材铁矿等等也统统要依靠进口。中国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再说说环境问题。如今中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严重污染。中国人好面子,在城市地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上三路”都修得不错,而“下三路”几乎都不通。仅因排污管网不通,很多污水流不过去,那些建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就变成了形象工程。三是农村污染。这是我们治污工作中的弱项。农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别说治理,由于体制制约,就连统计数据都算不出来。总体而言两句话描述:一是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二是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现在谈新农村建设,生态安全应该是第一位,如果生态文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都没有享受的基础。

       如今,除了众所周知的这些老污染以外,一些新的污染接连而来,比如废旧电子电器的问题,比如机动车尾气问题,还有室内建材污染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主要是机动车尾气造成的,尤其是北京三面环山,这些污染就淤积在城市上空,形成“阴霾”现象,让人昏昏暗暗看不清。还有洋垃圾进口问题,因为我们缺资源,就进口洋垃圾。但洋垃圾进来后应该有一个循环利用系统,可实际上他们将洋垃圾中有用的部件拆了,没用的就扔,这就造成了重金属严重污染。尤其在沿海城市十分突出,部分地方土壤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还有生物多样性问题,还有争论不休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还有争论不休的核能核电的问题,还有我们至今不知道的、没有定性的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问题。
  
  以上这些问题给我们带来了一组数字: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得以明显提升,创造了不少奇迹。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全世界第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全世界第一,中国引进外资全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全世界第一,建材消耗全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劳动生产率是发达国家的1/30。我们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是全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是全世界第一,碳排放是全世界第二,十年以后第一。我们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40%的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工业危险废物化学物质处理率不足30%。三亿多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四亿多城市人口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其中1/3的城市空气是严重污染。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占了16个,一多半的城市空气不达标,山西几乎全不达标。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逢水必污、逢河必干、逢雨必酸”。
  
  传统污染的数字固然可怕,但是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就象一个人得癌症还没到中期晚期时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如今最头疼的也是最紧迫的问题是环境高风险时期提前来到。
  
   以松花江事件为标志,平均每两、三天发生一起和水相关的污染事故,现在已发生150多起了。这是一个布局和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高污染、高风险的企业都建在水边。先不说钢铁厂、冶炼厂等等,仅石化化工企业一项,一万个在长江,四千个在黄河,还有两千个在人口密集区与饮用水源地。其中81%地处环境敏感区域,45%存在高风险隐患。有人会问,国外的石化企业也是在水边,因为取水方便、运输方便、排污方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水边?那是由于人家在建的时候,都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为环境安全而建了很多设施。还有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即把这些重化工大规模、大集中、大封闭地建在一起,为未来的大综合、大循环奠定了整合的基础。而我们东一个西一个,重复建设不说了,但远远未考虑环境问题倒是真的。我们正在亡羊补牢,在高风险企业的旁边挖一个池子,建一个隔离带,争取一出事故能使污染物不流到江里。但这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它们确实成了一枚枚环境风险的“定时炸弹”。
  
  未来几年里,水污染的危机和缺水的危机会成为中国环保的一块心病,也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水污染,一方面严重缺水。一缺水我们就抽地下水。过度的抽地下水,致使华北出现了一个25万平方公里的大漏斗,并且每年以一至二米的速度在下沉。这个大漏斗又在河北等地产生了一系列大裂缝,几十年之内难以恢复。华北平原各级政府现在都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南水北调赶紧过来。但几乎所有当地领导想的不是让这些水来涵养生态,而是为了上更多的火电与传统高耗能工业。环保部门这点人管不了如何用这些水,也管不了南水北调工程对长江的生态影响。我们首先头疼的是南水北调的水是不是污染的水,流过来的究竟是几类水质?一百年来,全球用水增加了五倍,40年后要翻一番。由于缺水,粮食产量必然下降,水价必然飞涨,水将继石油以后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战略不得不考虑的。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第二,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造成三大严重后果
  
  第一大后果是直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全都超额完成了,一系列人因此升官,一系列人因此发财,一系列人因此上了广播电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环保的指标一个是COD,水的指标;一个是二氧化硫,气的指标。COD每年的环境容量是700万吨,现在排的是1500万吨;二氧化硫每年的环境容量是1200万吨,2005年排了2500万吨,今年有可能突破2700万吨,2010年可能是3200万吨,2020年3500万吨以上。到时候国土面积50%都将被酸雨覆盖,80%的人口将处于严重的空气污染中。
  
  这源于我们重化工业发达,大气污染90%来自工业,工业中污染的70%来自火电。中国的能源结构85%都是燃煤结构。火电每年投资增长50%以上,2004年装机是三亿多千瓦,明年有可能一跃进入五亿多千瓦。这当然要拉动煤炭的需求。煤炭每年增长2亿吨,2005年是21亿吨,今年24亿吨,2010年将达到30亿吨。这一系列火电的发展,当然会产生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为此就必须实行严格的脱硫政策。但如今全国火电厂相当部分没有安装或者没有运营脱硫设施。
  
  世界银行做了一个统计,说空气污染造成的一系列损失几年内将达到我们GDP的13%。可能估计得稍高一些,但确实表明我们必将回头支付巨大的治理成本,而这些治理成本很可能抵消我们取得的经济成果。
  
  现在,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增长是“三同步”的。我们都知道这几年GDP增长10%,能耗增长10%,污染物排放量也差不多增长10%。“三同步”的增长就使大家理解为什么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要把这三个指标并列到一起来考核各级干部的政绩;大家也就可以理解总局为什么对火电、石化项目这么敏感的原因。因此,大家要记住几个“三”:三个5年计划的环保欠账,三个指标的同步增长,三个指标的第一次并列,因此要实现环保工作的“三个转变”。
  
  我对那些来上火电厂项目以大带小、以新带老的承诺越来越不相信。如果这些纸面承诺都兑现的话,中国的脱硫早完成达标了。这说明许多项目是在蒙我们,当然也就是在蒙中央。所以说环境严重制约了我们的经济发展这句话是不过分的。
  
  第二个后果是直接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作为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在北京等大城市已成前三位热点关注问题。未来的水电开发,将使移民、土地、环境三者搅合在一起,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还有就是人体健康问题。环保局管的是污染,卫生部管的是癌症,但什么污染造成什么样的疾病?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是空白,在国外却有专门的研究。咱们不是说以人为本吗?人命值钱啊,我们这方面的统计机制还远远没有到位。总体而言,城市的四亿人口受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1500万人因为空气污染患上了呼吸道的各种疾病。据肿瘤专家统计,每年200多万癌症病死者中,70%跟环境污染有关。甘肃徽县出现血铅中毒,其中相当部分为儿童患者。我刚处理完,随后又陆续接到东部一些省、市老百姓来信,反映那里的血铅中毒比甘肃还严重得多。大家知道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概念产生于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的概念产生于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理论又来自于日本,或者说来自于日本一次声势浩大的环境运动。这个运动因为什么来的呢?因为水俣病。这个病是由镉污染引起的。株州冶炼厂的污染,也正是镉,而且非常严重。
  
  再有就是环境公平问题。环境不公平必然促成社会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也反过来会加重环境不公平。城乡不公大家已经知道了,农村的环保设施等于零,有限的环保投入全部用于城市和工业。区域也是不公平的,西部廉价的能源供应东部而没有得到生态补偿。人群不公平就更不用说了,有钱的洗桑拿、开高能耗的汽车,山西的“煤耗子”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现在进一步往东转移。他们也知道污染,也在逃避污染,而矿区都在严重污染,而承受的都是当地老百姓和居民。这便是严重的环境不公平,这能带来社会和谐稳定吗?
  
  第三大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比如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正好赶上总书记访问英国,英女王首先谈的便是气候变化。外交学院不断要求我们给外交官们讲课,因为外交官以后出去经常面对国际上关于环境的询问,外交部也经常让我们出函提供关于环境问题的口径。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用环境问题制约中国,都会得到选票,特别会得到左翼的选票。
  
  现在邻国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象日本、韩国最关心的是沙尘暴,他们认为沙尘暴100%来源于蒙古和中国,落在他们头上的酸雨50%来源于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抗议我们在上游修水电站,破坏了他们的生态;俄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认为我们的造纸业毁坏了他们的原始森林;美国认为我们十年内会成为他们西海岸的主要污染源。
  
  最重要的是所有发达国家最关心我们的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世界300多个环境公约,中国加入了50个。以《京都议定书》为例,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定出一个削减的计划,又定出一个新能源替代发展计划,估计会马上见效好转,可能在五年内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从碳排放全世界第一会变成第二,中国将迎头赶上变成第一。我们变成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燃煤结构。我们现在非常庆幸美国是第一,何况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第一、二阶段没有削减任务。但到第三阶段即到2015年,我们也必须削减的时候,正赶上是全世界第一,我们将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现在就应该马上调整应对,因为要改变一个能源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转过来的,要经过好几年的转型,包括加油、加气都要转,我们很多消费方式也都要转。但似乎我们还远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因此再过若干年,中国将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要减排,是天文数字,经济负担非常重;要不减,在国际上将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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