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在国家层面考虑问题，就不可能达成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文汇报：您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碳排放市场。的确，比之从道德层面要求各国减少碳排放，从经济角度来约束碳排放可能更为现实。在您看来，建立碳排放市场的障碍主要在哪里？

　　穆勒：障碍在于，人们看到眼下的现实会感到泄气。各国政府似乎永远都在相互指责，比如美国总是指责中国，认为中国人应该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做得更多，而欧洲则指责俄罗斯……这些都不是达成共识的有效方式；人们因此并不相信会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层面来设立碳排放的解决方案，而缺乏对全球问题的沟通，我们就很难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京都议定书》想把碳排放的增长降下来，但是现在看来没有达至目的。看不到全球状况，只是埋头于处理自己国家的事务，认为自己已经为减少碳排放做了很多贡献、别国也应该像我们一样，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

　　文汇报：同样的道理，即使建立起一个碳排放市场，设定一个可排放的标准，每个国家最终还是会要求自己能有更多的排放指标。

　　穆勒：我设想的办法，就是设立一个全球的限额，比如到2015年，达到一年200亿吨的排放量，那么我们就有200亿吨的排放证，每个要排放的人都必须购买排放证，为此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每个人可以从市场上购买他想要的排放指标，整个市场的供应是有限的，所以你出高价，就会有人把排放证卖给你，然后取得的收入由世界银行按人均来组织实施分配，比如中国有全球22%的人口，那么就会得到总收入的22%；如果中国购买的排放证少于总量的22%，就会从中受益；而美国会使用比它占全球4%的人口应占份额更多的排放证，如果它购买10%，就要额外支出6%。所以，这取决于所有国家到底购买多少排放证，购买就要花钱。这样一来，没有国家限额，只是规定收入的反哺同人口数量相关。那么，中国显然会从中得到最大的份额。

　　文汇报：您特别强调人均碳排放的概念，但目前来看，大家可能并不那么普遍接受这样的标准，尤其是发达国家。您又会如何去说服它们呢？

　　穆勒：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拿中国和荷兰、瑞士这样的国家比较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同其他国家相比会有更多的排放。人口总量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我在气候及碳排放领域工作已经有20多年，参加过从网上到现实中的无数次研讨。我认为在全球只有一个概念可以使人们达成共识，那就是基于人均来考察碳排放，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碳排放到环境之中。有人认为这种看法可能有负面影响，但是我提出，这是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途径。想要达成共识的话，你就不能说：相比中国人，每个美国人可以排放两倍的碳，或者他们有权利对环境造成两倍的污染。这样的看法，全世界都没法理解。

　　文汇报：您的提议目前的反响如何？人们对此做了深入讨论吗？

　　穆勒：我们讨论了将近20年，但是总是限于专家范围，这样的提议并没有在谈判者中达成共识。当然，《京都议定书》已经将此列为3种机制或者说工具之一，但并不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这些方案已经摆到了《京都议定书》的谈判桌上，尽管专家们都认为这将是最有效率的方案，但是那些谈判者、那些政府代表对此似乎并不感兴趣。

　　让碳排放变得昂贵，投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才会有前景

　　文汇报：现在的全球主权债务危机更为人们所关注，这会否打断或阻碍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以及可能投入的资金？

　　穆勒：的确，人们可能因为全球债务危机的原因，减少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认为债务危机更重要的话，就会导致一种误解。原因在于，如果我们不解决气候问题，我们将来可能付出的成本，会比解决这一问题所要投入的资金更多，整个地球可能会因此出现台风加剧、海平面上升、沙漠化加速等等灾害现象，这些灾害导致的损失会伤害到经济发展的潜力。所以，为了节约资金、不把资金投入到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文汇报：但是很明显，控制全球变暖等问题需要新技术，而这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目前各国面临的金融危机会不会使得各国政府在此方面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穆勒：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种不给政府增加负担的方式来解决气候问题。我的意思是，在设定全球排放限额的前提下，为碳排放定价，任何人如果排放碳，比如开车，就要购买碳排放证，就要为自己向环境的排放付钱。应该出钱的是那些排放的人，而不是政府。这样一来，反而会给政府带来收入。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交给一个机构，让它们用来投入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推动能源行业的现代化。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就能使污染者承受代价，也能使资金用于新能源的开发。

　　文汇报：我们看到，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去寻找替代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但是，前些时期石油价格出现巨幅波动，又会削减人们寻找替代方案的热情。您对此怎么看？

　　穆勒：可以肯定的是，石油需求的增长要比石油供应快得多。石油在运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兴经济体的交通部门增长尤其快，这会带来全球对石油的大量需求，所以，长期看，石油价格一定是上涨的。石油价格波动的确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长期来看，其价格是在不断上涨的。另一个方面，石油产品有其外部性；如果把过多的资金给了欧佩克(OPEC)国家或者其他石油生产国，这也会扭曲世界经济的格局，那些国家就会大量购买武器，导致解决暴力冲突问题变得更加困难。非洲的暴力冲突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高油价所带来的外部成本。我们需要打破石油在运输部门中所占据的垄断地位，这很重要，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石油毕竟是一种理想的能源。石油供应不可能是无限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替代品。这种替代品可能是电动汽车。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还必须加快速度。德国提出2020年要有100万辆电动汽车，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电动汽车也只占全部汽车的2%。

　　文汇报：新能源推广的另一个障碍是，它们都非常昂贵，而现有的化石能源总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我们只能指望新能源成本的降低。如果仅仅维持在一个低成本之上，新能源对研发资金的吸引力是否会降低呢？

　　穆勒：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从经济角度而言，我们要改变能源的成本结构，为此，我们可以对碳排放征税。排放温室气体带来了成本，比如健康成本、海平面上升的成本，但是能源价格并没有把这些成本包含在内。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成本显性化，让碳排放变得昂贵。这也是我倡导建立碳排放市场的原因。这样一来，让碳排放变得有成本，可再生能源就会便宜，投资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也就会变得有利可图了。

　　文汇报：新能源技术的使用是减少碳排放非常重要的途径，但是这些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并没有很强的动机把先进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穆勒：在欧洲看来，中国很早就已经占据了新能源技术领头羊的位置。其实，德国大概在5年前就是可再生能源这一领域的领先者，但在德国，似乎没有人认同这一点。同样，现在中国领先了。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它们的人均碳排放依然比较低，如果建立起一个碳排放市场，它们会从中赚很多钱，也就可以用来购买技术，而不仅仅是要求技术转让了。欧美的私人公司是不大可能把技术转让给它们的竞争对手的。事实上，如果你到欧美去，读那里的报纸，你会发现那里的报道说，我们不像以前那么有竞争力了。这样的报道几乎每一天都有。

　　文汇报：能源影响着国际地缘政治版图。那么，新能源的出现，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际政治的格局呢？

　　穆勒：新能源的确会改变国际地缘政治的版图。比如，中国可以靠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但是欧洲就没有这种有利的局面。欧洲需要处理好同北非的关系，非洲有巨大的撒哈拉沙漠，欧洲人花了三四年时间同非洲谈判，在那里建造起太阳能电站。欧洲在那里投资，并创造出就业岗位，但是欧洲人需要安全可靠的法规制度，以保证他们的投资不会化为乌有，也不会遭到恐怖袭击。这的确是个问题。我认为，如果使用可再生能源，我们会处于更好的位置，毕竟，使用管道从加勒比海地区输出石油和天然气，始终会带来纷争甚至战乱。我相信，新能源的出现会改善目前的状况，减少地缘政治对能源分配的影响。本报记者 田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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