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社会(low-carbon　society)，就是通过创建低碳生活，发展低碳经济，培养可持续发展、绿色环保、文明的低碳文化理念，形成具有低碳消费意识的“橄榄形”公平社会。

而“欲变其世，先变其身”，我们每个人、每家企业、每座城市、每个国家都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者，有责任为碳排放行为买单，都是低碳理念的践行者。在这些践行者中，理光集团、K11、富力等走得更远，成为先行者，他们是我们未来创新社会的探索先锋。

作为《京都议定书》的非强制减排国家，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世界上并无先例，而征收碳税的研究和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歇。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业界、学界的集体智慧，但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充分应用市场手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方向。企业深处市场中心，也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参与中国低碳行动的进程。那么在目前纷纷扰扰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和中国政府的碳减排行动中，有哪些未来预期和机遇以及挑战？记者专访了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女士。

碳市场的危与机

经济观察报：我国已经确立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你对这个市场的前景怎么看？

吴昌华：首先，这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应用市场化的政策工具的意义和碳市场的重要性了。从长远而言，不管国际的碳市场最终能否真正形成，中国都应该探索和发展自己国内区域间、行业间的碳交易市场，因为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减排的成本。中国试点的这些城市，会不会完全按照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来操作，结论尚早。目前试点的意义在于探索路径、提升能力，为中国未来碳市场的建立打下牢固的基础。

有趣的现象是，在涉及中国国内碳市场探索时，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努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双边合作已经成为目前中国探索国内碳市场建立的重要内容。目前，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在和中国进行双边对话。对话的核心议题，是建立双边在碳市场方面的合作。从战略的角度来讲，两国之间开展碳市场交易的合作，有可能促进中国碳市场的形成。这是个积极的探索，但是，市场化的手段对中国而言仍然较新，这么多年来，我们形成了政府主导的模式，从政府指令过渡到市场自发交易，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很多能力、机构、管理等基础建设。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中国能够探索出自己的经验和模式。现在还是早期阶段，未来发展的生命力和底气在哪里？国内还是国际？尚需对国际进程和国内立法的进一步明朗。

低碳的中国土壤

经济观察报：一个城市要低碳发展，应该怎么做？中国的城市，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吴昌华：城市的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决策者的“口头语”，在“十二五”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的大政方针下，城市的管理者必须去思考和探索自己区域的发展转型。城市的空间和土地、自然资源、建筑、交通、废物的产生和管理，要求管理者具备综合眼光和能力，从全局的视角，应用现代化的手段，有效管理自己的城市。

国际上，很多城市已经探索出自己绿色发展的模式和经验，证明了城市的低碳和绿色发展与一个城市的品牌和竞争力成正比。众多的案例被开发出来，城市间开始相互学习和交流。拿建筑节能来说吧。德国有个城市Bottrop，人口十几万，他们有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城市掌握了每一栋房子的节能情况，有精确的能耗信息。市政府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帮助市民进行建筑的节能改造。他们希望，在10年内，通过建筑节能改造，降低碳排放50%　(2010—2020年)。为此，他们首先制定法律，在法律框架内，要求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和政府、市民一道，执行节能改造。对于普通住宅的房主，则会通过银行提供信用，政府提供无偿服务，鼓励他们进行节能改造。

低碳榜样是什么样？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什么样的企业是低碳典范企业？

吴昌华：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简单的捐钱。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我认为，所谓低碳典范，一定是企业长期的信条，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经营业务是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一个经营行为，企业可以盈利，有良好的收益，但同时实现了低碳目标。这样的公司，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决策层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度理解、理想与承诺，自身有一套严格的评估体系，来精确计算自己的经营项目，在这本账下，制定出一个既盈利又符合低碳方向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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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为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政府机构，知名企业和商业精英搭建对话平台。2004年起，其协同政府机构、商业精英和世界知名业界领袖，在政策、技术和投资等方面切实实现了商业型环保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