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引》的发布改变了企业对环境保护的态度：企业从对“红与黑”的无所谓到很恐惧；从对“绿与蓝”的不在意到心有所动。”江阴市环保局计划科科长徐荣康说。

    让徐荣康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是，今年6月5日环评结果公布后，几家被归为“红”类的企业老总，联合跑过来对他们说，能否将评定工作改为“一年几次”，好让企业在整改后迅速“逃离苦海”。否则，这些“红类企业”一年都将生活在银行的贷款挟制当中。

    来自江阴市人行支行的一组统计数字给企业的态度转变提供了注脚。2005年江阴发布《指引》后，28家红色企业年末贷款余额1318万元，相比年初的1922万元，下降幅度达31.43%。其中有贷款的7家企业中，2005年无一获得新增贷款，有2家企业规模压降，1家企业全部收回。8家黑色企业年末贷款余额300万元，比年初下降148万元，下降幅度为33.04%。

    相比之下，至2005年年末，18家绿色企业的年末贷款余额为53.95亿元，与年初的38.13亿元相比，增幅为41.49%，超过全市平均贷款增幅18.04个百分点。显然，在江阴的做法中，银行并不仅仅着眼于“杀”，也还有“捧”。分类企业评定已成为银行信贷投放的重要参考依据。

    原庆丹认为，相对于山西的做法，江阴在环保与信贷挂钩的问题上，构建了一个更宽泛的框架。“它不仅包括贷款的限制措施，还有激励措施；它控制的是企业的授信，而不是企业的具体项目贷款。这是一个《指引》、环保分类评定和信息共享三因素联合作用的机制。”

    徐荣康介绍，继2005年江阴市参评企业达到300家之后，今年全市的参评企业已经扩展到450家，涵盖了可能产生污染的大部分领域。

    继连续三年蝉联全国百强县（市）榜首后，今年6月，江阴再次斩获“首批国家生态市奖”。

    地方政府是关键

    今年年初，江阴市人行支行曾向人行南京分行提交内部信息报告，介绍江阴的成功经验，以期能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知情人士介绍，这一举措“未能成行”。

    江阴市人行支行的王黎明曾全程参与《指引》的起草及后续的统计分析工作。他认为，“江阴模式”能否推广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对环保的支持力度。

    “许多地方，招商引资仍是第一要务，当地政府对于环保重视不够。即便这一政策制定出来，也是徒有其表，很难落实。”在王黎明看来，基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江阴模式”的推行存在难度。

    王黎明介绍，2005年，江阴市《指引》甫一发布，市各商业银行纷纷在第一时间向江阴市支行索要企业详细名单，迅速采取措施，对照名单一一落实。

    “年终的统计分析结果也显示，各家银行贯彻得很彻底。”王黎明分析，这其中固然有银行自身控制风险的需要，也与本地政府对企业干预较少有很大关系。在政府干预较多的地方，银行很难做到对那些在政府庇护下取得信贷的污染企业“痛下杀手”。

    徐荣康告诉记者，江阴始于2002年的企业环保分类评定工作本来是学习省内其他地区。如今，其他地方大多都已偃旗息鼓；即便继续进行评定的地区，也都是走走形式，黑名单上象征性地点几家。“惟独江阴还做的有声有色，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政府的不干预。”

    事实上，不惟江阴，凡是环保推进有力的地区无不有政府背后的鼎力支持。

    在山西，今年环保风暴掀起以来，因环保不过关招致银行封杀的企业游说政府却被断然斥回的故事不在少数。本文开头讲述的细节便是其中经典的一例。

    在沈阳，始于今年7月的沈阳市环保局与市13家商业银行的合作，得到了市金融办的大力支持。

    上海市信息办配合上海市环保局，在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信息桥梁，将企业的环保记录纳入其下属的上海资信公司的企业征信系统，为银行贷款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博士生李丹曾参与全国人大环资委循环经济立法，近两年也奔赴全国各地进行过调研，他认为，目前许多地区治污形势非常紧迫，在中央层面，出台更为有力的措施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而利用经济手段，尤其是信贷政策不失为一剂良药。

    多部门围剿“污染跨区迁移”

    “提醒注意正在出现的污染企业跨区域迁移趋势：受甲地金融机构收缩贷款影响，污染严重企业将跨区域迁移到欢迎他们乙地去。”在一份江阴市人行支行提交给相关部门的报告中，这一信息引起原庆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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