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童大焕

　　日前，新华社受权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决定”赋予了环保部门三大“杀手锏”：

　　一是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亦称规划环评)，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生态破坏严重或者尚未完成生态恢复任务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对生态有较大影响的建设项目；二是对不能稳定达标或超总量的排污单位实行限期治理，治理期间限产限排，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环保部门拥有停产治理权；三是将环境保护纳入领导干部的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体系，作为奖惩、问责的重要依据。

　　“决定”表明，我国将要“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事实上“决定”也已经明确提出：到2010年，我国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到2020年，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我们愿意以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目标。因为，目前我国已处于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一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已经到来，未来15年将持续存在；二是突发性环境事件进入高发时期，特别是污染严重时期与生产事故高发时期重叠，环境风险不断增大，国家环境安全受到挑战；三是群体性环境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污染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导火索”。而环境问题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隐瞒、无法掩盖的问题，且环境风险是全局性的问题，一旦降临，不论东部西部、城市乡村、穷人富人、官员平民，谁都无法幸免，无法独善其身。这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天然优势”。

　　更为根本的是，由于环境保护的这种“特殊性”，法律法规的执行将不再单纯信赖行政机构的内部运行，而在于在实际生活中实现良好的官民互动。举个简单的例子：审计风暴老百姓年年叫好，但审计出来的问题却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严重。就因为审计风暴中，社会公众只能充当旁观者，审计部门也无法对相关部门和官员“釜底抽薪”实行经济和行政处罚，导致“公地悲剧”愈演愈烈。

　　但在环保风暴中，只要辅之以相应的制度建设，社会公众就是最积极最有力的参与者建设者。他们可以最及时有效地弥补市场的失灵和政府的失聪与力不从心。比如，美国国会在1986年针对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商颁布了《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创造性地将重点放在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上。在提出建立应急系统的同时，该法首次要求企业每年报告其向环境排放的几百种有毒有害物质。而这些排放数据不仅应该提供给当地政府，也应当向社会公布。污染大户们很快感受到了巨大的公众压力。从实行有毒有害物质公告制度至今，美国此类物质的排放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从1960年代起，日本公民也发动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媒体和民间组织也针对污染企业进行大规模斗争，10年之内，日本形成了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性社会。

　　由“决定”可以明显看出国家在启动公民力量方面的决心。它规定：今后将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定期公布各省(区、市)有关环境保护指标，发布城市空气质量、城市噪声、饮用水水源水质等环境信息，及时发布污染事故信息。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如是，在环境领域可以率先形成“精英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社会精英集团制定合乎正义原则的法律法规，通过公民的依法维权实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贯彻执行，从而一举打破立法、执法都在权力集团内部运行的传统路径依赖。

　　对此，有关官员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环保领域既关系着全民利益，政治敏感性又相对小，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是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的最佳领域。环境领域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能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环保风暴不仅在环境领域能够还我们一片蓝天一江绿水，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也有可能成为迈向成熟民主政治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