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20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必须将环保提到与ＧＤＰ同等重要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要实行环保问责制。他开出的药方是必须改变现行环境法律法规“疲软”状态，加强环境执法，将环保资金列入财政支出，在人事方面，环保工作人员应实行垂直管理。

　　这使得笔者想起呼喊多年的司法独立：也是要树立司法独立的理念，也是要将预算由中央财政支出，也是获得独立的人事任免权，但这些目标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实现。环保改革的处境也许比司法改革的处境要好，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提出“三个转变”，为环境治理理念提供了支持。环保总局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心是围绕建立“强势”的环保部门和监管手段，对于环境状况的改善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仅靠政府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必须充分发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好互动。

　　我国目前的确存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顾环境保护的现状。环境立法大多产生于1980年代，立法指导思想多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兼顾环境保护，可操作性差，且仍不够完备；此外，由于我国对于环境污染的处罚最高罚款额度也就是20万元，因此存在违法成本低，而执法成本高昂的问题，企业在缴纳罚款后仍继续污染。加上各级环保部门受制于地方政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因而环境执法力度较为薄弱，在不断治理的同时，环境状况仍日益恶化。

　　笔者以为，建立一个“强势”的环保部门是大势所趋，如上文提到，首先就是将环保部门从同级政府独立出来，即建立独立的财政和人事任免制度，赋予环保部门以较大的执法权限。如在美国，在总统办公室下面设有由3人组成的独立的联邦环境质量委员会，为总统制定环境政策的智囊机构；此外，美国环保署在政府架构中地位独特，它具有独立的执行机构（绿色警察），还具有自己的法庭。在行政处罚中，环境署能够对违法者进行高额罚款，并可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

　　其次，企业也不是处于被动地位。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调整企业行为，建立经济激励机制，比如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增加能源消费税、颁发消费许可证和进行补贴等方式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违法企业予以严厉处罚，甚至是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彻底切断企业能够通过违法获得的收益。

　　最后，必须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在修改环境立法的时候，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赋予公民和环保团体等享有清洁、健康的环境权制度，同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保部门人员有限，难以发现每一个违法事件，而且政府中立有限，可能具有自身利益而导致“政府失灵”；而企业始终以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具有一种天然的违法性趋向。通过发动“人民战争”，不仅可以减轻环保部门的执法成本，而且对于市场中存在的违法事件也构成一种监督。

　　因此，为确保环境质量的改善，必须启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三驾马车”，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延缓环境治理的目标，或者会造成社会成本的不当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