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状最后还声称：“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水流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本案原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怒江流域的环境保护问题依法享有作为所有者的相应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因此，原告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主体资格，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几个忘乎所以的原告，自己衣食无忧居住在北京的某小区内，却偏要冠冕堂皇的去阻碍几千公里以外怒江人民，对能够解救他们贫困的怒江的水资源进行开发应用。

　　难道怒江的水资源，只能留给你们这些以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先生小姐们，在闲暇的时候去观光欣赏，而却不能让怒江沿岸的老百姓们开发应用？

　　当原告们强调自己的宪法公民权的时候，想没有想到，在你们自己住着北京的高楼，喝着方便的自来水的时候，这样理直气壮地主张你们对怒江的水资源公民权利，对怒江的几十万民众来说，你们是不是太霸道了？

　　如果，有某位怒江地区的公民也同样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用水资源应该是属于国家所有的理由，以北京的官厅、密云水库污染、破坏了环境的借口，要求拆除水坝，让你们所谓的保护环境的原告们在北京也都没水可喝、没水可用，你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不要忘记无论在任何一点上，你们决不应该比怒江的老百姓有任何高贵之处。如果容许你们滥诉，怒江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实际上，任何人的公民权也应该是有限度的，任何时候你们也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剥夺怒江人民开发利用怒江水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

　　这些极端环保人士，不仅要明目张胆地干涉、剥夺怒江人民的生存发展权利，而且还喜欢挑拨离间地以怒江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在一些国家已经决定进行水电开发的地区，他们经常能够利用群众中的移民拆迁补偿多多益善的心理，制造一些矛盾。但是，由于至今国家还没有决定进行怒江地区的水电开发，因此，他们目前还找不到可以挑拨、利用的移民矛盾。

　　前几天，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篇《怒江水电开发“大调整”方案为何如此神秘？》的文章，在报道了这份行政诉讼状的同时还披露了这样一段内容。文章说：“在为期两周的采访中，某位环保人士随机访问了将受六库、亚碧罗、碧江、马吉工程影响的１００户潜在移民。“我向１００户潜在移民提出的问题是：知道要搬迁吗？从哪里知道的？修水电站要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政府或有关部门是否征求了你们的意见？是否了解补偿的标准？搬迁有什么具体困难和担心？修水坝能解决你们的贫困问题吗？而得到的答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超出想象”的答案是：当地老百姓对政府高度信任与依赖，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被怎样安排，更不知道什么叫知情权。”通过这一段报道，很显然，这位极端环保人士遗憾的没有能得到怒江老百姓的任何支持。

　　其实这些极端环保人士们不必责怪怒江的老百姓们无知，不要埋怨他们对党和政府过于信任。其实，有自己独立思想的怒江老百姓决不是没有，而是你不敢去面对。

　　其中有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全国解放都已经50多年了，可是为什么我们怒江的群众还要生活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过去我们国家穷，没有钱对怒江进行开发建设，我们尚可理解。可是今天当一些发达地区已经为拉动经济，而大伤脑筋的时候，就因为一些敌视中国发展的伪环保分子们制造的谣言，国家就迟迟不批准我们怒江人民开发、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不容许我们尽快摆脱贫困现状？这样的行政决策难道是为民执政吗？

　　听到老农民的话，我们不仅要问，这难道不是真正的民意吗？难道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不应该交给怒江人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用公益诉讼的方式取代农民的集体上访?

　　总之，环境公益诉讼很重要的一项目的，就是要保证公众的对环境问题的参与。然而，我们不能不强调，这种公众参与权决不能被一些极端环保分子和国外反华势力所垄断。我们必须要通过健全法律程序和完善管理体制，首先保证真正的利害相关人的基本是生存权和发展权。

　　目前，我国刑法已经规定有诬告陷害罪。然而，对于那些利用公益诉讼的名义捏造事实的不实诬告，是不是也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果对滥用公益诉讼没有惩罚，只会使这种滥用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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