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动机

　　和几个朋友小聚，一人不经意说：“你们（指本报）怎么老是报道环保？”这句话让我深思良久。以单纯“新闻”的眼光，对环保的报道量加大，似乎正在呈现一种“视觉疲劳”。可是，放在中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的大背景下，对环保的长期关注将成为媒体的必然。去年6月，“圆明园事件”发生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中国的环保问题；一年之后，中国的环保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什么新的问题出现？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我们再请潘岳作答。

　　本报时事访谈员 王爱军 北京报道

　　应赋予环评报告更大的强制力

　　新京报：环保总局刚刚结束的对总投资超万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的调查中，发现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你怎么看这个结果？这些企业做过环境影响评价吗？

　　潘岳：第一，说明化工石化行业存在着严重的布局性环境风险。松花江事件之后，平均每两天出一起水污染事件，基本都是化工石化行业造成的。 不从产业布局解决问题，就不可能遏制这一势头。

　　第二，这个结果体现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个悖论。报上来的项目，单个来看环保标准都合格，有的甚至达到了先进水平。但是，从区域环境容量上看，即从整个区域规划上看，这么多项目挤在一起又是不合理的。这就变成了“先进环保项目”引发“重大环境事故”的荒谬结果。

　　新京报：环保部门无权制止吗？

　　潘岳：目前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批规划，中央部门批项目，体制上的宏观微观倒挂，导致了这种现象。我们的权限只能对单个项目进行环评，对整个大规划就没有这个权力了。如果不立即修改《环评法》，不立即实施规划环评，从整体上预防环境风险就很难实现，新的环境风险仍然会继续存在，突发性环境事故仍会继续发生，公众的环境安全仍得不到保障。

　　新京报：你从去年开始就呼吁搞规划环评，现在进展怎样？

　　潘岳：《环评法》中虽然提出了“规划环评”的原则，但没有具体可操作的措施。规划环评的责任主体都是行政机关，但由于认识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推行规划环评还存在较大阻力。因此必须修改《环评法》。

　　我们正在上报国务院法制办，组织起草《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以期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过程和审批过程的法律约束，强化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查环节，同时进一步明确审查主体。《环评法》虽是新法，按理说不应那么快就修订，但因为这部法进行了深入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看出弊病与缺憾，才会想法子去修改完善。这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前不久内蒙古通过了中国第一个规划环评，我们注意到，这个环评报告“建议”对内蒙古的煤炭产能、发电装机容量等进行较大幅度的缩减，这意味着内蒙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GDP将有较大的降低。而这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愿意做的。那么，你们在制定这个报告过程中，遇到什么阻力了吗？

　　潘岳：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能源基地，自治区党委、政府都很重视和支持我们试行规划环评，并与环保总局密切配合，合力推动省域发展规划的环境评价，进展顺利。这个报告，对全国各省都有示范意义。

　　新京报：还有别的省市准备做规划环评吗？

　　潘岳：现在许多省市都来要内蒙古的这份报告，规划环评的试点省市还有十几个。

　　新京报：这个环评报告是以“建议”形式出现的，如果对方后来不执行怎么办？你认为法律要不要赋予环评报告强制力？

　　潘岳：这涉及规划环评的法律地位问题，《环评法》对此只有原则规定。我当然认为在法律上应该赋予更大的强制力。我们正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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