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市灯塔工业区这几年先后引进了12家企业，其中电解锰企业3家，化工企业1家，铁合金企业8家。而这三类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通常占工业企业污染物总排放量的85%以上。但由于引进的这些企业是铜仁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宁肯让其边污染边生产，也不愿断了财路。(11月14日国际在线)

　　这个报道恰好对山西环保部门的调查作了一个回应。山西省环保局日前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93.31%的群众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然而却有高达91.95%的市长(厅局长)认为加大环保力度会影响经济发展，仅有6.51%的市长认为“不会”。(见11月13日《中国青年报》)

　　铜仁市政府官员和山西一些地方的市长(厅局长)对环保与经济发展的认识，居然如此一致，这看似偶然的巧合，实则代表了当下一些地方官员的共识。我始终认为，无论是什么问题，如果是个别现象，那是下边的问题；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那就不光是下边的问题了，说明与上边的政策和政策执行上有一定的联系。因而解决问题就不能仅盯着下边，而应该重点放在上边的政策和制度调整和规范上。

　　以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这对矛盾为例，应该说，从上到下没有不清楚环境污染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个道理的，哪一级官员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可是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却大打折扣。同一家企业，环保者眼里是污染大户，在政府那里是利润大户，政府宁肯让其边污染边生产，也不愿断了财路。为什么？说到底是利益导向在起作用。

　　在现有的干部考核体制下，环境保护仍被认为是软指标，而经济建设特别是财政收入仍是硬指标。因此，这些干部们不愿意从理性上心服口服地承认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而是对环保行动推倒了多少正在生产的烟囱、关了多少个排污超标的工厂、压了多少个报批的不合格项目，从而影响了多少GDP、减少了多少财政收入数字等等耿耿于怀。

　　一些地方干部对招商引资过度热情，竟然把“环境可以污染”当成了“投资环境”。

　　2005年7月12日铜仁地委、行署曾颁布了《关于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若干规定(试行)》文件。文件第十五条规定：“地县执法部门在对企业执行例行检

　　查前，需通报企业的挂牌保护单位或联系人。”由于有了“优惠政策”的挡箭牌，环保部门也很难执法。而这个规定与今年2月20日国家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颁布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相悖。然而，这样的规定绝非铜仁的独创，在全国相当一些地方比较普遍。

　　从上到下，对政绩考核导向问题，都看得清清楚楚，都在呼吁，可迟迟看不到有调整修改之动作，难道调整考核政策比出台一部法律还难吗？树根不动，细枝末叶再动又能解决多大问题？报道称，贵州省代省长林树森曾在全省环境保护大会上表示，要“杜绝引进那些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生产能力”，“对于经过整改仍不能按期达到环保要求的高污染企业，要坚决予以关闭。”而贵州省环保局局长李康民，对铜仁市政府内部简报关于引进“20户工业企业，基本打破了全市工业发展的瓶颈”的说法，表示并不看好。原因是铜仁引进的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代省长的“坚决予以关闭”，省环保局长的“并不看好”，态度都明确，要求也可谓严格，可是光说能起多大作用？如果把这些讲话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落实，看谁还敢搞什么“土政策”？看谁还敢视污染大户为财税大户去特殊保护？

　　如果从上边就重视整治环境污染，恐怕不会等到污染酿成恶果、引发群体上访，被新闻媒体曝光后，才被上级有关方面所重视，如果各级政府真的重视了，恐怕媒体曝光的不再会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政府有关部门主动查处的结果。而当下之所以污染问题频频曝光，就是因为群众急、媒体急，而政府表面急，实际并不急。所以，解决环保问题，必须从根上下手，在要处开刀，多采取行动，少搞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