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前校长、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

 

［科学时报 王卉 报道］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和Elsevier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世界生态高峰会（EcoSummit 2007）日前在京举行。本次峰会是国际生态学领域迄今参办的国际组织、学术杂志和代表国家最多的一次。其中，生态农业成为会上国内外生态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生态农业与公众所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息息相关，那么，现在中国的生态农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科学时报》记者特别采访了华南农业大学前校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理事长骆世明教授。

 

 

骆世明：食品安全包括几个方面的问题，生产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加工、销售等几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所以仅仅靠生态农业，并不能说就可以完全保证食品安全。比如给食物安全带来隐患的孔雀绿，就是在运输过程添加进去杀菌的；还有的是在保存过程中被污染了的，如花生等被黄曲霉污染。但生产方面主要是化肥、农药和添加剂环节的污染。

 

 

骆世明：通常来说，农药都有安全使用范围以及一些具体规定，比如用药多长时间以后才能收获等。然而，有个别地方的农民没有遵守这些规定。另外，更重要的是农药用多了以后，虫和病都可能产生抗性，用药就会更多了。同时也会形成恶性循环，把一些害虫的天敌杀掉，使本来可以靠天敌控制的其他病虫害也多起来了。

 

而最重要的还在于，药物残留会引起食品安全问题。搞生态农业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尽量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因农药而产生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如，通过循环使用，避免生产过程中的养分丢失，像沼气利用、秸秆归田、塘泥还田等种种方法都是在循环利用。

 

生态农业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并不单纯着眼于当年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而是追求3个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高度统一，使整个农业生产能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特别是它更关注保护环境、保护生态。

 

 

骆世明：国外大概也是类似的方向，比如免耕、秸秆覆盖等。另外，他们把畜禽粪便通过机器撒回田间。而这种农作物副产品、畜禽粪便循环再利用的方法是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模式，而国内面临的问题可能是规模小一些，以及目前返回的方法与西方不完全一样等。

 

在减少农药方面，现在我国不少地方也都在尝试一些新方法，诸如利用天敌、作物激素、诱虫灯等都是好办法，很多地方都在大规模地推动类似的方法。

 

此外，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在推广使用沼气，各地也都在补贴鼓励农民使用诱虫灯，生态农业所推崇的一些方式还在不断发展。

 

 

骆世明：现在最难的，我觉得有3个方面。其一，规模太小，由于规模太小，农民对农药、化肥就会使用得很随意，多点、少点都不在乎。其二，搞生态农业，在经济上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但它保护了生态环境，有利于食品安全，政府应该给以支持，在农业、经济政策上应该有所倾斜。其三，有些技术小规模采用是可以的，但大规模推广不一定行得通；因此，技术也需要不断改进、突破。

 

 

骆世明：不是乐观不乐观的问题，而是必须这样走，已经没有第二条道路了。中国肯定不能再走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大量消耗化肥农药的路肯定走不下去，而目前要再回到过去传统农业的路上也不可行，所以只能走这条路。所幸现在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已被中央政府充分认识到，降能、防污染是目前国家正在全面推动的工作。

 

我想，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到底地政府是否已经觉醒？还是等出了大的问题才觉醒，最后才走这条道路？

 

其实，在这次会议上，就可以见到有不少企业、地方政府已经觉醒，开始走这条路了；如果地方政府领导等没有这个觉悟，那就只能等出问题了，可能才迫不得已走这条路。

 

各地是自觉走还是被动走，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然而不走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长久的。

 

 

骆世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原来是只考核GDP，现在已经把一些生态环境的指标放了进去，这样应该会好一些。不过，不少官员还是把环境放在口头，心里还是GDP挂帅，这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普遍的、自觉的行动。现在，政绩考核中有能耗、环境指标，领导就会重视些，这就会好一些。

 

关于生态农业，实际上农业部曾经在“八五”、“九五”期间都在作一些全国试点。现在，全国大约有300个生态农业试点县，国家抓的有100个县，地方自己搞的有一二百个县。但真正落实不容易，还需要很多政策配套，而这要求政府作计划。实际上，如果其他政策不配套，工作就很难持久，这是以后特别要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