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课题组对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已有了初步设想，然而地方实践却纠缠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

    8月23日，由于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化工企业排污，下游哈尔滨再次绷紧了神经。为此，哈尔滨市民又一次备足了饮用水，以防万一。

    “搬迁沿江不合理设置的化工企业，才是解决松花江水污染的根本途径。”24日，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国家环保总局主办的“生态补偿机制国际研讨会”上，一位与会专家对本报记者说。

    对此，国合会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提出，环境污染事件频繁的背后，是利益在发生作用，即环境保护者、破坏者、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不公平分配，破坏者未能承担破坏环境的成本，保护者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回报。

    而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构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化解上下游矛盾、根治污染的主要方法。”上述学者分析。

    但如果吉林化工企业搬迁，黑龙江是否应当因此给予吉林补偿？如果应当补偿，又应当如何操作呢？

    此类问题，已进入决策者的视野。研讨会上，由环保总局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承接的国合会课题“生态补偿政策研究”，提出了中国生态补偿政策框架。

    这个框架，吸引了来自全国人大常委、环保总局、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200多位官员和专家。与会者讨论后，有关课题成果将直呈国务院。

    “谁来补？补多少？”课题组成员、环保总局规划院研究员张惠远在调研中发现，上述问题困扰着地方实践。

    “前提是要分清责任。”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任勇对本报记者说。

    因此，课题组建议，首先要确定流域生态补偿的各利益相关方责任，在上一级政府部门的协调下，按照各流域水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建立流域环境协议，明确流域在各行政交界断面的水质要求，按水质情况确定补偿或赔偿标准。

    “通过协商，按契约形式履行。”任勇向记者表示。即上下游可以通过协商，确定上游提供多大水量、水质给下游。如果上游水质达标，那下游将按约定给予补偿。

    也就是说，以流域水量协议为主线，以上游地区为水质达标所付出的努力即直接投入为依据，测算具体补偿数额。

    这主要包括上游地区涵养水源、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修建水利设施等项目的投资。

    课题组的设想是，按节水的投入，移民安置的投入以及限制产业发展的损失指标，给予下游补偿。

    尽管课题组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进行了初步设想，然而，地方实践却纠缠着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

    “我们希望从浙江获得生态补偿。”安徽省黄山市副市长黄攸立指着幻灯片上的照片说。

    他认为，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区，而浙江杭州市是流域下游的受益区，黄山市为保护新安江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为了保持水源地放弃建厂的发展机会。

    但杭州市亦有自己的看法：上游的水质得不到保障，特别是总氮和总磷指标甚至达到V类水，对下游水质造成不良影响，上游没有提供合格的水，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而且，新安江水库的发电等主要是国家受益，应由国家补偿。

    “没有政策和法律依据，地方做起来感觉无章可循。”调研了7个省市试点回来，任勇感觉上述争论不仅仅是黄山和杭州两家，“上级政府要给跨界的补偿，搭建协商的平台。要有个机制，能使大家坐下来谈。”

    为此，课题组建议，建立国家、地方生态补偿事务的协调和仲裁机构。

    具体设想是，在国务院下设生态补偿委员会，负责地方协调管理、仲裁纠纷，为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意见。生态补偿工作量比较大的省，可参照国家的生态补偿委员会，设置相应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