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黎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

在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农业农村领域的碳排放究竟是怎样的状况？对于农业碳排放，核算方法有哪些？面临哪些难点？中国环境报为此专访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首任首席专家、中国沼气学会秘书长李景明。

农业农村领域碳源转变碳汇一举多得

“农业农村领域每个环节都存在碳排放的问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包括稻田甲烷排放、反刍动物肠道甲烷排放、农用化学投入品（化肥、农药、农膜等）过量施用造成碳排放，以及农业废弃物形成的温室气体排放等。”李景明介绍说，按照我国2014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第5次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农业活动碳排放量为8.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当年全国碳排放总量的7.4%。

尽管从总体数字上来看，农业活动碳排放所占比例似乎并不高，但实际上，农业生产领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占比仍然较大，分别占全国甲烷和氧化亚氮总量的41%和59%；此外，据权威机构测算，我国当年农机渔船等生产用能以及农村生活用能超过3亿吨标煤，折合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农业生产活动的碳当量排放量基本相当。

“而由于职能部门的交叉，诸如农业农村领域可再生清洁能源的使用及农村住宅建筑节能等，还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李景明对记者说。

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不容小觑，但其带来的碳汇也潜力巨大。

李景明表示，由于农业农村领域的特殊性，它既有多种温室气体排放的碳源，同时存在把大气中二氧化碳收集和储存的能力，形成工业和城市领域根本无法比拟的碳汇源。

我们该如何理解碳源与碳汇的关系？李景明向记者举例说，比如畜禽粪污，其在随意排放或简单堆肥的传统做法下，会产生大量的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但是如果将其全量收集，进行厌氧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不仅可以生产清洁的沼气替代化石燃料，且产生的沼渣沼液作为稳定优质高效的有机肥再返回到农田里，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传统“农家肥”生产与施用时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

“在采取科学、合理的原料收集和资源化利用措施后，原来农业领域的碳源排放可以大规模降低，原本的碳源还可以转变为碳汇，可谓一举两得甚至是一举多得。”李景明强调说。

农业碳排放需建立完善长期监测体系

碳排放核算话题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对于农业农村领域，该如何核算碳排放量？

对此，李景明解释，目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通过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包括1996年、2000年、2006年、2013年版《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我国提交的2014年第二次更新报告中农业温室气体清单，主要以2000年、2006年版《指南》进行核算。《指南》提供了3个层级的排放核算方法，方法选择主要根据排放源的重要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确定，方法层级越高，越符合实际情况。

如我国秸秆田间焚烧会产生少量的甲烷和氧化亚氮，采用IPCC推荐排放因子核算；对于农用地氧化亚氮排放、动物肠道甲烷排放、粪便管理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等，则采用IPCC推荐公式和本国特有参数核算排放因子。针对我国稻田甲烷排放和农田土壤碳汇，其受气候条件、土壤类型、农艺措施等影响较大，会采用模型计算排放因子。

不同碳排放核算方法，对应着不同的使用对象和应用场景。李景明解释，“这是因为农业农村领域的碳减排核算方法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方式，它时常需要采用几种方法综合使用。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的农业大国，在不同地区其作物品种、土地特性、种植方式、栽培技术差异很大，碳排放因子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随着种植新模式、新技术的推广以及高质量绿色农业的持续发展，过去的碳排放因子往往已不再适用。”

他指出，要想得到精确的动态排放因子，就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且可长期实施的监测体系，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数学模型。

他坦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农业农村领域而言，尚且属于薄弱环节，加之当前不少数据在统计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总体而言，对农业农村领域碳排放家底不清、情况不明，短期内给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工作会带来一定挑战。

“但我坚信，随着监测体系的建立健全、核算方法的配套完善，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工作将会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并逐渐成为全国减碳降碳的‘主战场’。”李景明表示。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前提

减排固碳，既是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向，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更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可见，其重要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农业农村领域了，它是一个涉及我国双碳目标是否能及时、顺利实现的全局性、战略性举措。《方案》不仅是农业农村领域‘十四五’期间开展减排固碳的工作指南，它还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纲领性文件。”李景明如是说。

《方案》还提出要在科技创新支撑和监测体系建设方面有所建树。“这是农业农村领域长期以来的短板。”李景明强调，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那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工作就可能是盲目的、低效的、短期的，也很难与全国碳减排工作同步推进。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平衡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与农业农村领域节能减排、固碳增汇，这也是摆在眼前一道待解的难题。李景明认为，“破题”需坚持几个原则。

“首先强调必须保障粮食安全。”他指出，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前提，必须解决好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在这一前提下，科学选择减排固碳途径，合理设定碳排放峰值，统筹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与减排固碳工作。

其次，必须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农业面源污染与温室气体减排固碳在农田氮肥施用、畜禽粪污管理、秸秆还田利用、渔业养殖等方面具有同根同源的特点，因此治理思路、管理手段、任务措施等方面，要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协同实施。

李景明还认为，推进农业农村领域减排固碳，绝不能以牺牲农民收入为代价，要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绿色生态补偿和碳排放市场交易上，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共同富裕。

“最后，我们还必须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引导、公共服务、监督考核等主导作用，更要调动广大农民、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参与积极性，提高其认知和意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让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自觉行为。”李景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