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州控股集团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市政及环保服务商，在中国他们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大量的生活垃圾、医疗废物等固体废弃物和有效处理它们的迫切需求。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让人烦恼的后果是，垃圾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上海每天产生1.5万吨生活垃圾，并且每年增长5%，据统计，我国历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达60多亿吨,侵占土地5亿多平方米。由于土地的商业价值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升高，城市管理者们已经找不到更多的土地来填埋每天都在增多的垃圾。

　　垃圾焚烧被认为是有前途的处理方法。经科学家计算，垃圾中的二次能源物质——有机可燃物所含热量多、热值高，每燃烧两吨垃圾可获得相当于燃烧一吨煤的热量。如果措施得当，利用一吨垃圾，可获得约300～400千瓦的电力生产能力。垃圾焚烧能够使垃圾容积减量至少90%、重量减量至少80%，并且利用蒸汽供热和发电。

　　因此短短几年内，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项目，金州抓住了其中巨大的商业机会，在中国在建和运营垃圾焚烧项目的日处理量已近10000吨。

　　环保和电力这两个概念的有机融合使得更多的资本加速涌入这个产业。

　　垃圾“事业”

　　目前我国历年垃圾堆存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达80亿元人民币。全国城市现已发展到660个，其中已有200个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以城镇人口2.6亿，每人每年产生440公斤垃圾计算，产生垃圾量为1.14亿吨，可以使100万人口的城市覆盖1米。

　　我国长期苦于人口众多，能源缺乏，但是一旦垃圾成为能源，人口众多却成了优势。以我国城镇人口2.6亿，每人每年产生440公斤垃圾计算，产生垃圾量为1.14亿吨，如果将其全部利用，则相当于1340万吨石油的能量。

　　所以，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在中国方兴未艾。

　　但是，垃圾焚烧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

　　1988年深圳建成了第一个垃圾焚烧厂。由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热值普遍较低，有时需喷油助燃，垃圾焚烧处理费用高，加之进口设备价格昂贵，未能在其它城市很快应用。到了1998年，垃圾焚烧都未成气候，当时，杭州民营企业锦江集团运营垃圾焚烧时所需的垃圾甚至要出钱向环卫部门购买。

　　这一切随着垃圾数量的高速增长而改变。

　　以无锡市为例，无锡市区总人口215.92万人，据当地环卫部门的预测，2005年日产垃圾约2622吨，2010年市区垃圾日产量达2945吨。现在惟一的桃花山填埋场只能使用到2010年。在江南水乡、太湖之滨的无锡市再寻找另一个填埋场是十分困难的。中国的大多数沿海城市都面临和无锡一样的问题，这里是中国经济的发达地区，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的增长十分迅速，由于这里地下水位较高，垃圾填埋造成的污染更大，因此产生的群众上访、索赔事件使得政府不胜其烦。经济的发展带动地价上升，政府为填埋垃圾而征用土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种种因素使得垃圾填埋的潜在成本远远超过了账面价格。

　　吃够了垃圾苦头的城市管理者推出优惠措施来吸引各种资本投资垃圾焚烧项目：一是发电量全部收购，一些欧洲国家甚至通过法律规定全国电力的8%必须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并使上网电价高于传统发电电价；二是免除了增值税的征收，在所得税上享受减免政策；三是国家以垃圾处理费的方式给予企业补贴。

　　除了垃圾处理外，额外带来的发电效益也被看好。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环保总局对五大电力集团和地方电厂刮起环保风暴，今年1月18日的30家停建项目中有26个电力项目,基本都是火电项目。因此可再生能源发电受到关注，几家与此概念相关的企业在资本市场更受追捧。天津泰达股份更是选择这个时机在近期发布公告，表明该项目随时都可并网发电。

　　这也就不难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国内的迅速兴起了。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十几个城市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经投入运行，北京、无锡、丽江等地也在纷纷建设。“原来垃圾处理都是政府行为，完完全全由政府一手抓的公益性事业。不过今后垃圾焚烧发电就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运作了，政府只在处理每吨垃圾时给予补贴。”云南丽江负责垃圾焚烧项目的政府官员对记者说。

　　目前已有美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荷兰等国家的10多家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垃圾产业。而民营资本也形成相当规模。现在，锦江已在浙江、山东、河南等省投资开发了12座垃圾发电厂和能源综合利用电厂。

　　成本决定利润

　　金州公司获得了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特许经营权，并将投入超过7.5亿元(其中北京市仅以土地作价出资约2800万元)建设并运营这个1600吨/日的垃圾焚烧项目。

　　金州控股的投资总监夏勇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垃圾发电项目的运作过程。一个城市的政府会通过招投标的方式来确定垃圾焚烧项目的投资者或者是项目管理者。虽然只是企业和政府签订合同，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在后面决定合同中的一些重要内容。政府首先要和电网运营商就上网电价达成默契，如果双方确定了一个固定的上网电价，政府就会让投标者就垃圾处理费进行投标；如果政府固定了垃圾处理费，那就对上网电价进行投标，一般是先有上网电价、然后投标垃圾处理费。正是垃圾处理费和上网电价构成垃圾焚烧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

　　长江证券电力行业研究员范红宇告诉记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盈利的首要条件是政府支持。上网电价和垃圾处理费，这两项定价合不合理决定了垃圾发电厂能否实现盈利。一般每吨垃圾处理费的成本在50元左右，如果垃圾处理费在50元以下，电价五角多，电厂就可能保证正常的利润。

　　垃圾处理费和上网电价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上海的垃圾处理费是240元每吨，电是0.5元一度；广东垃圾处理费是80-100元每吨，电价是0.55元一度。

　　因为在合同中对于垃圾的供应和电量的收购及其价格都是有约定的，因此垃圾发电厂的收入是稳定的。运营者不需要考虑电的销售，只要是发出来的电，电网都保证按照约定价格收购，垃圾也会按照其处理能力供应，因此免去了销售成本。其盈利完全取决于生产和管理成本。成本控制得越低，收益越高。据对1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统计,平均日处理垃圾627吨,最低处理成本13.1元/吨,最高达109元/吨。

　　同时，这是一个由政府绝对垄断到由政府选定的投资人相对垄断的行业，而且，至少从现在来看，每个城市都是按照其垃圾产生量及其合理预测来确定焚烧项目的能力，不需要运营企业去“拉单子”。

　　夏勇告诉记者，因为全国运营的垃圾焚烧项目非常有限及运营的时间都不长，因此没有一个回报率的准确数字，但是他估计在10%左右。

　　温州民营垃圾处理企业伟明公司董事长项光明说，尽管城市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较低，回收周期长，但其风险小、收益稳定。以温州东庄电厂为例：该厂总投资9000万元，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320吨，年发电2500万千瓦。其中，一期工程投资6500万元，每年发电900万千瓦，上网出售的利润相当可观，预计投资回收期仅为12年。

　　大规模的垃圾焚烧项目带来的效益更为可观，天津泰达股份总共投资了5.7亿元兴建天津双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该项目可消纳天津市1/4的垃圾，形成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年上网电量1.2亿千瓦时的能力。将于今年年底开工、2009年建成的上海闵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可达3000吨，每天将可发电90万千瓦时，若按每户上海居民每天使用3个40瓦电灯照明4小时计算，该垃圾焚烧处理厂每天发的电，可满足400万户上海家庭近一半的用电量。

　　投资门槛

　　作为新兴产业，垃圾焚烧还面临着一些限制。

　　垃圾焚烧行业的投资门槛主要在于资本、技术和经验。尤其是技术和经验，对于取得政府信任、平稳运营、降低成本都非常主要，因此夏勇建议如果要进入这个行业应该寻找成熟的合作伙伴，比如金州、泰达、光大、锦江等企业。

　　光大证券分析师韩玲告诉记者，焚烧垃圾的锅炉的市场供应成为一个瓶颈。由于这一块的市场需求还是不够大，三大锅炉厂现在主要都是在做燃煤锅炉，对垃圾焚烧锅炉的供应不足，但是小的锅炉生产企业达不到技术能力。夏勇也告诉记者，国内对相关设备自主开发能力不够,关键技术、设备依赖进口,国产化程度较低。一些重大技术性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用循环流化床锅炉进行垃圾焚烧发电、供热,在国内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垃圾焚烧所需的炉排炉等技术只有国外有(国内引进消化的只有一家)，流化床技术只有中科院、浙江大学等少数单位拥有。因此关键的焚烧设备大量需要进口，这使得生产成本难以下降。

　　范红宇认为技术的限制使得电厂建设投资大、运行费用高。由于中国垃圾没有实现分类收集,大多数生活垃圾含水率高、热值低,垃圾焚烧时需添加大量燃料助燃,使垃圾处理和发电成本大幅提高，所以不少地区会优先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热衷于上马垃圾电厂，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并不合适上垃圾发电项目，如果烟气处理不达标，造成二次污染，未来的环保成本还会上去。

　　该产业发展成都证券的分析师张帅说制度的滞后是该产业发展最重要的限制因素。垃圾处理补贴费和上网电价收入是垃圾发电厂成本补偿和合理利润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垃圾处理补贴费标准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电厂的上网电价和购电电价没有进行“对抵”结算,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经济效益受到影响。这一块有待在各地的经验基础上作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