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广东省水利厅等联合下发的《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规定，华南理工大学南方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庆秋马上发现了个中“奥妙”：“这是一个悬在半空的技术标准，至于里面规定用水定额如何实施落实，不着笔墨。”

　　 这跟陈庆秋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他本以为这是一个“定额用水”新政，没想到仅仅出来一套名为“用水定额”的技术标准。

　　 至今，广州市尚未正式提出“定额用水”这个概念。何谓“定额用水”？记者请教王建平，他提供的答案很简洁：“就是约束用水行为，设置一个用水定额，不允许超过这个限制。”

　　 王建平说，广州市现在选择的是“引导”而不是“约束”。这就是说，“定额用水”要么尚未提上政府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要么政府现在处于闭门研究状态。

　　 “定额用水是一套管理体系，比如用水价去调节水消费行为，这是一种水需求管理。遗憾的是，水资源供求矛盾时，人们就想怎么去建水库，怎么去扩大供水量，却不去约束人的用水行为。”

　　 陈庆秋直陈：政府管理制度滞后比用水低效率和用水浪费行为更可怕。

　　 以往，水像空气一样廉价，人们以为就像张口就可以呼吸空气一样，只要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啦啦地流出来。殊不知，今日广州已经从水资源丰富的时代进入水资源稀缺的时代。“可是，我们的用水行为，我们社会的管水制度没有变。”陈庆秋忧心忡忡。他说，不管是自来水公司还是政府供水管理部门，满眼尽是工程师，“他们的人才队伍基本上是搞工程建设出身，建水库，架水管，他们拥有着丰富的经验，至于如何管理居民的水消费行为，这不是他们的长项。”

　　 摆在水管理部门面前的，是一项政策大调整，即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工程建设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水资源面前进行分配。无疑，分配问题涉及的是十分敏感的利益调整。

　　 这一次，新规定刚刚公布，立即在网上引来一片反对声，“意见很大，反对的声音比赞成的声音多。”邓良斌注意到了公众的反应。显然，市民们首先想到的是，今后用水超过210升就要多交钱了。

　　 他们的担心在目前看来还不会变成事实。但假如开始实施“定额用水”管理制度，谁来代言普通市民的利益？具体的定额标准是210升还是300升，哪一个标准更能体现大众的利益？

　　 当然，假如实施“定额用水”管理制度，问题远远不止这些。记者在广州采访，两位市民列举出两种情况，拜托记者向政府主管部门请教应该怎么办。当然，他的疑问有一个假设前提：“用水定额”为每天每人210升。

　　 第一位是陈庆秋副教授。他几年前从北方调来华南理工大学任教，至今爱人和孩子仍在老家。他的问题是，“定额用水”管理是否与户口挂钩？如果挂钩，那么广州400多万外来人口怎么办？如果不挂钩，那么填报材料时，他可以填上一家三口，可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广州生活，独享630升，制度对他失去了约束力。因此，这个制度是不公平的。

　　 第二位是广州某小学老师胡可佳，她在广州拥有两套房子，不定时地在两套房子里轮流居住。她问：是不是每套房子都执行210升的标准？如果是，那她实施上已经拥有420升的定额，这样，制度亦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政府该如何对这些同时拥有几套房子的人进行用水管理？

　　 显然，这么具体而微的问题，现在很可能还没有进入政府的研究视野。政府的愿景是打造节水型城市，但是，约束人们的用水行为是一项“管理科学”，需要一板一眼、从细节开始的整套制度。

　　 邓良斌显然很清楚这一点，他在起草通知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在做好《定额》试行工作的基础上，应积极开展计划用水工作，制定超定额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和水费的办法，探索和建立节约用水和用水定额管理的长效机制。”

　　 这个机制，在陈庆秋看来，就是“定额用水”管理制度。陈庆秋坦言，这是一套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因为所谓约束人的用水行为，所指是用水低效率行为和用水浪费行为，而要科学地评估居民用水效率，“工程复杂而浩大”。

　　 广州沦为缺水城市？

　　 “政府今天还没有限制市民用水，但这一次政府非常清晰地向市民传达了一个信号，广州需要节水。”华南理工大学南方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庆秋说。

　　 耐人寻味的是，《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是一个面向全省各行各业的用水标准，可舆论焦点全都集中在广州，比广州更缺水的深圳和东莞反而被忽略了。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深圳就已被定义为缺水城市。

　　 “如果无视水的问题，人类看到的最后一滴水，或许是自己的眼泪！”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曾经表达了这样沉痛的预言。在国人一般的印象中，珠江之于广州，好比长江之于上海，广州人和上海人都有用不完的淡水资源。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广州市位于丰水区，降雨量相对较大，给人一种不缺水的错觉，广州人对水资源盲目自信。”珠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范锦春亦如是说。

　　 陈庆秋进一步分析道：“降雨量高低仅仅是决定一个地区缺不缺水的决定因素之一，更关键的因素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规模。人们在看到珠江三角洲雨水丰沛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珠江三角洲所聚居的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

　　 据陈庆秋统计，珠江三角洲的平均降雨量和产水模数大约是全国平均值的2.9倍，然而由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3.7倍，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本地水资源量大约只有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80%。

　　 “由于人口聚居，珠江三角洲是一个依赖过境客水的贫水地区。如果没有珠江的过境客水，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城市都会像深圳一样，需要贴上缺水城市的标签。”陈庆秋直言。

　　 “过境客水”是记者在广州采访时频频听到的一个名词，它反映的是广州地处珠江下游的一种无奈心情。如果在枯水年或枯水季节，广州将受到上游省区用水的制约，受制于人。数字表明，广州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2.3万立方米，如果扣除过境水量，广州人均占有量仅为1375立方米，只有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6%。

　　 “过境客水”虽然造福羊城，但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珠江广州河段水质，珠江广州河段接纳佛山、南海和三水等地的城市污水，这些水的水质均为劣V类标准。据广东省水利厅提供的材料，珠江流域流经城市河段水质呈恶化趋势，以广州市附近的珠江西航道和王浦河段为最，“这两个河段的水质经常维持在V类(重度污染)或劣V类的水平，已大大超出了该河段的水环境承载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西航道是广州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之一，以此为水源的西村、石门两水厂占全市区供水量的48%，但两水厂的水源水质只能达到IV类，主要是大肠菌群超标。这就意味着，广州将近一半的饮用水净化成本惊人。越秀区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我们家自来水的化学品味道特别浓。”

　　 此前，前航道的车陂、员村水厂，王埔水道的王埔水厂，后航道的河南水厂都因水源水质严重污染而关闭。“水质问题已成为目前和将来广州市供水的主要制约因素，水质性缺水正威胁着广州。”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宏说。

　　 广州的另一大敌是海洋咸潮。譬如2004年，百年不遇的咸潮与20年一遇的旱灾同时袭击珠三角，番禺、珠海等地不得不间歇性停水，广州全城供水一度紧张。广州市节水办分析说，如果遇上枯水年或咸潮倒灌，广州将面临着严重的季节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

　　 在去年5月举行的“2006年广州市城市节水宣传周节水研讨会”上，范锦春语出惊人：“按照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如果不厉行节约的话，到2030年以后，广州人守着珠江没水喝将不再是天方夜谭。”于是，在广州，政府一面释放广州缺水的信息，一面引导市民节约用水。

　　 为了向市民表示政府珠江治污的决心，2006年7月12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带领广州3500多名市民一起横渡了珠江。

　　 上岸后张广宁说：“本次横渡不是为了游泳而游泳，而是对此前治污成绩的检验。”政府想借此表明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大面积发黑发臭的珠江水质已明显好转，可以游泳了。

　　 然而，可以游泳了并不等于水厂可以取水加工了。陈晓宏告诉记者，林树森任广州市市长时，曾要求主管部门通过治理珠江来扭转水源水紧张局面，陈晓宏“毫不客气”地告诉这位市长，治污乃长久之计，短期内广州只有“开源”，从更远的地方调水、买水。

　　 但是，长远来看，“如果广州不能够有效解决水污染问题，广州难逃缺水城市的命运。”陈庆秋说。（记者 陈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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