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梅档案：

　　1940年出生于上海

　　1949年搬迁至台湾

　　1965年考取美国纽约大学电脑系

　　1966年开始在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

　　1989年在AT&T100多万名员工的评选中获得“总裁奖”(Presidentaward)称号，这是该奖项在100多年历史中第一次授予女性，也是第一次授予亚洲人。

　　1996年朗讯公司从AT&T分拆出来，杨福梅担任副总裁。

　　2002年杨福梅担任富士康集团副总裁

　　2004年被诊断出淋巴癌，赴美治疗

　　2007年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光明天使基金”

　　她没有当过母亲，她面对需要帮助的人群时所迸发出的母性却让人叹服；她曾经是世界一流大公司的副总裁，昔日在商场上有无数大手笔的她现在正胼手胝足地做着一支专项基金，丝毫不感“大材小用”；她曾经被假借“慈善”之名的人欺骗，受到伤害，却反而报以更大的热情和爱心；她现在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要虚弱，却更加忙碌。她要追赶时间，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帮助更多的人，启发更多人的良知。

　　她就是杨福梅，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美籍华人。

　　-本报记者曾鸣/文萧雪/摄

　　她有三个名字：MARYCHIANG、姜福梅、杨福梅。

　　大家管她叫MARYCHIANG的时候，她正在美国，身份是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副总裁，事业如鱼得水，人生春风得意；大家叫她姜福梅的时候，她的身份是别人的太太，青春的光彩仍未褪尽，身体更是健康得不得了；现在，更多的人叫她杨福梅。

　　此时的她67岁，离婚并且退休，三年前被确诊淋巴癌，手术很成功，只是化疗留下后遗症，从此每天要上十多次洗手间。

　　一个毕生勤奋而且事业得意的女性，在晚年得了癌症。她应该选择怎样度过自己的余生？周游世界、尽情享受？令人吃惊的是，她的选择是以“杨福梅”之名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一个专项基金——光明天使基金，致力于为盲人提供职业培训。而在此前，我国还没有一个专门帮助盲人群体的基金会或者专项基金。

　　因此，虽然还是有人会叫她“MARYCHIANG”或者“姜福梅”，但是，以后叫她“杨福梅”的人一定会更多，因为现在，中国1233万盲人都和“杨福梅”这个名字扯上了关系。

　　事实上，不管以哪一个名字出现，也不管身体健康与否，其实杨福梅就是杨福梅，她总是笑容满面地出现在你面前，让你看到开朗、乐观、无私和优雅；她谈到自己的病情时满脸轻松，谈起盲人的境况时声音虽然会哽咽，但仍然微笑；她遇见朋友说“Hello”，遇见困难说“Itdoesn’tmatter.(没关系)”和“Letitgo.(忘了它吧) ”。

　　何以如此有爱？

　　在自己面临死亡的时候，满脑子想的却是一群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人，这是什么精神？那么多爱心怎么来的呢？采访自始至终，记者都带着这个疑问。

　　杨福梅9岁时全家便迁往台湾，她回忆：“我小时候学校都会教我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些基本的人生规范，贯穿于其人生信念始终。

　　“我从小喜欢英文和数学，主要是喜欢老师。我的英文老师，人很好，又漂亮，那个时候她穿蓬蓬裙和三寸高跟鞋，讲课时走来走去，‘刷’一圈，‘刷’又一圈，我就想：哇，老师怎么那么美！我就很喜欢她，第一次考英文就很好。我的数学老师也是，很幽默很幽默的，我就想一定要为他念书，所以我的数学和英文一直就很好。”

　　英文老师的美丽和数学老师的幽默，不仅让英、数俱佳的杨福梅考上了纽约大学的电脑系，从而改变其一生的轨迹，更让杨福梅深深明白：一个人的爱心，一定要通过优雅的举止和友好的微笑来表达。所以，较之大陆其他NGO领导人，杨福梅显得更加活泼而且亲切，她能够真心拥抱盲人，和他们唱歌跳舞打成一片，而较少有官僚习气。

　　这还影响了杨福梅的教育观，日后打算办盲人学校的时候，杨福梅就把心理教育的重要性放在职业教育之前：“老师一定要有爱心，而且老师不要把学生看扁，很多老师会说，‘你这么笨，一辈子不会有出息！’好了，这个孩子受伤了。这个很重要，他要知道自己讲的话对孩子有多重要。”

　　父亲对杨福梅的影响也很大。

　　“我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父亲，他是商人，但为人豪爽，他心中从来没有自己。”杨福梅印象中的父亲对朋友义气、守诺、豪迈，这成为她一生的榜样。“我父亲对朋友说过，‘我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就是老婆孩子不能拿。’”

　　父亲的影响造成了日后朋友送给杨福梅礼物，必须在上面刻上她的名字，因为杨福梅随时可能将其转手赠人。”

　　“如果你比我喜欢，你比我会照顾，那你就拿去。我觉得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对我最有价值的是朋友之间那份浓浓的感情和爱。”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杨福梅如此表述自己的价值观。

　　2000年的时候，杨福梅无偿资助100万元给清华大学的几位学生研发手机，研发最终以失败告终。有人告诉杨福梅，你被骗了。

　　“我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现在不是拿了我的钱去逍遥了，都还在努力啊，做不好只是时也命也，只是还没有做起来，他们努力了。我不认为钱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当杨福梅决意赌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乃至性命来做慈善，也就不让人奇怪了。

　　“我父亲很爱我母亲，母亲去世之后他就没有再娶过。”在洋溢着爱的环境中长大的杨福梅用另外一种方式继承了父亲对爱情的执著——自1989年离婚后，杨福梅没有再婚。她不肯迁就，杨福梅心目中的配偶是像父亲那样胸襟宽广、不计私利的男子。

　　此外，不得不提另外两位对杨福梅影响至关重要的人。一位是杨福梅在AT&T及朗讯工作38年期间的上司叶祖禹。作为董事长的叶祖禹，“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做慈善方面，都给我很大启发，让我学到许多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而另一位对杨福梅有很大影响的人则是台湾首富郭台铭，“我非常尊敬他，从他那里，学到做事情要重在明确目标、方向、策略以及效益。”

　　回忆起过往的生活，杨福梅感言：“环境对人的影响太大了，教你的人一定要会帮助你，会鼓励你，会爱你，不会耻笑你，不会在你的背后讲一些对你不好、没有帮助的话。”

　　被骗和濒死的启示

　　一次被骗的经历、一次和死神的亲密接触，让杨福梅决定在垂暮之年做一个为盲人服务的基金。

　　杨福梅一直很关心孤儿。在美国的时候，她就在孤儿院里做义工。当时，做义工是公司的一种文化：“我下面100 多个员工没有一个不做义工的，在医院里、在交通路上……如果你还没有做义工，就会有人说，‘你看大家都在做，你居然没有去做。’这样就变成一种文化。”

　　杨福梅会在每个周五晚上去孤儿院，照顾10个小孩，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吃饭、带他们洗澡，最后哄着上床睡觉。如此两年，雷打不动。

　　在被公司派到大陆工作后，杨福梅开始关注大陆的孤儿。1998年前后，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以美国妈妈联谊会的名义在云南丽江资助了280名孤儿。而280名孤儿的负责人，就是曾经被人亲切称作“丽江妈妈”的胡曼莉。而此后，对于善款是否被挪作他用，有媒体展开过一系列的调查。

　　杨福梅不愿评判他人，但她意识到，做慈善事业，应当亲力亲为。杨福梅说：“为什么要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成立光明天使基金？我不要任何人摸到这个钱。我要让捐款人得到税收的优惠，我要让捐款用到实处。”

　　而在此之前，杨福梅曾在生死边缘徘徊了一年之久。

　　本来，杨福梅一直是个精力异常充沛的人，她多年的好友、美新路基金工作人员郭小华称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累 ”。

　　但在2004年新年伊始的时候，杨福梅开始觉得自己身体不对劲了，她开始“常常会觉得疲惫，身体一些地方会疼。”

　　杨福梅四处检查，可是每一个医院的诊断结果都是健康。杨福梅不相信，她清楚自己的身体，她知道自己一定是得了重病。6个月后，杨福梅在北京海军总医院被确诊为淋巴癌。

　　让医生难以置信的是，病人得知诊断结果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哈哈大笑。

　　杨福梅告诉大夫：“我好高兴哦，终于发现了！我查了六个月都没有查出来，现在至少知道答案，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了。”

　　到了美国最好的肿瘤医院，40多个医生给杨福梅做了个会诊，片子挂满会议室。杨福梅看到那个淋巴肿瘤直径有7 公分，大概有一个网球那么大。医生告诉她，那个肿瘤最少有9年了。

　　手术很成功，只是化疗留下一个后遗症——不断地拉肚子，一天最多可以拉40次。“拉得整个人都像一团软棉花，除了眼睛可以动、脑筋可以动，我连举起手来的气力都没有。”医生一天给杨福梅打3500CC的营养液，一天打16个小时。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活着很累，我在床上的那种无奈无望，感觉人活着都没有尊严，什么金钱名誉地位，全世界通通给你都没用！”

　　病痛的折磨让杨福梅看到了人生痛苦和磨难的一面，于是她在出院以后回到了大陆，想要看看穷人是怎样一种生活状况。

　　“那个时候是我来中国工作10年的日子。我觉得中国太穷了，很多地方都需要改善，我就想要回来这里。刚回来时常常跟农民子弟工玩，曾经想选择去帮助他们。”

　　2006年10月份，回国不久，杨福梅遇到了一位盲人——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滕伟民。“他24岁以前是很好的医生，后来眼睛瞎了。以前看得见，以前有梦，现在都没有了。”

　　和滕伟民的接触让盲人这个群体走进杨福梅的视野。在那个冬天她又看到了张成盲人学校。

　　张成是河北的一位盲人，14岁失明，几次自杀未遂以后在河北省盲校学习中医按摩。他靠着惊人的意志，以特殊的方式学会了解剖，以针扎自己的办法学会了针灸。1997年，想要帮助更多盲人的张成，陆续在邢台和北京开办了免费的盲人学校。

　　“整个学校都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但是他们(盲校学生)很注意听课，他们志气很好！我说你们晚上怎么睡啊，我在家里开暖气还嫌不热，但是他们没有抱怨，只是想把东西学好回去养家糊口。我很感动，好！我要来帮助这个学校！”杨福梅说到做到，现在，已经为张成的学校捐助近10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

　　“当时是这样开始的，结果后来发现中国有1233万盲人，几乎每个人的生活状况都很糟糕。”同时，我国每年还新增45万盲人，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不变，那么到2020年预计中国的盲人将增加4倍。

　　杨福梅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农民工子弟还有父母帮他，可是盲人没有人帮助，他们就像我当时在病床上，无助无望。我一定要帮他们，帮一个是一个。我是做不来，但是我可以来呼吁，让你们认识和知道盲人，让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幸福，你帮他们只是举手之劳。”于是杨福梅把美国的房子卖掉，拿了100万元人民币在红十字基金会成立了光明天使基金。

　　在回顾这段记忆时，杨福梅认为病床上的那段经历至关重要。

　　“它让我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杨福梅说，“之前我做的都是大事情。”她曾多次被国家领导人接见， “那个时候你跟我谈盲人，我可能捐个50万给他们，但是那场病打掉了我的锐气，让我更加谦卑。如果不是这样，可能我就没有这样心甘情愿为盲人来做事情，不会这样尽心尽力动情去做。”

　　病痛的折磨让杨福梅的人生节奏慢了下来，她开始体会到人生不只有光明和欢乐，还有许多痛苦和不堪。杨福梅之前的人生实在太过春风得意，可谓“一日看尽长安花”，策马长驱的她怎么会停下来关注路边茁壮生长的小花小草，或者一只受伤的青蛙？但是癌症教会她感同身受。

　　大家能为国家做什么

　　祖国大陆有盲人，台湾有盲人，美国也有盲人。杨福梅为什么独独选择在大陆做慈善事业？要知道台湾是杨福梅长大的地方，而美国雕刻着杨福梅的人生中更重的痕迹：她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事业，度过了人生中最长的时光，并且，她的国籍在美国。

　　“香港政府一个月给盲人3200多元钱，台湾一个月给2800元，美国是政府一直照顾盲人，可是我们国家呢？有特殊情况的才给几百块钱，几百块可以吃什么？”大陆的盲人更需要帮助，这就是答案。

　　此外，杨福梅从来都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并“为此而自豪”。她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诸葛亮不仅聪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杨福梅也很像。

　　事实上，杨福梅的生命和大陆本无太多交集。

　　1949年，杨福梅一家离开大陆，那时她才9岁，对于自己在上海的家，杨福梅惟一的印象是“长长的楼梯，总是要爬上爬下”，现在那处房产还在，住着17户人家。

　　再次回来，已是33载以后。但是1982年的那次回国之旅让杨福梅备感不快：酒店只有建国饭店可以住，但是房间要100美金一晚；物资匮乏，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去吃饭时作为外宾她只能在二楼“外宾席 ”就餐，她的舅舅不能一同上二楼，而杨福梅也不能下楼用餐……

　　“条条框框可多了，”杨福梅笑着说，“那时候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回大陆了。”

　　但杨福梅终究回来了，1990年前后，她又回过一次大陆，1995年，她被朗讯公司派遣到中国大陆，一呆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间，杨福梅看到祖国不断变化。

　　“中国的确改变了”，杨福梅感慨地回忆，“变得我想要叶落归根，把美国的那个根都拔掉。”

　　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杨福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中国这个速度，对于穷人是太快了。”

　　很多人说杨福梅这是在瞎操心，“做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杨福梅对此的回应是：“但是这个政府已经很累了，就像爸爸妈妈背的包袱很重了，做孩子的就应该说，‘爸爸，这个包包我来背。’被不被理解，都无所谓了。肯尼迪说过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最近杨福梅总是在香港和内地之间飞来飞去，因为9月22日“香港回归十周年之夜·光明天使慈善晚宴”就要举行，而她现在要操心的事情一大堆：邀请函怎么编写、募捐会上如果有人刷信用卡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小事，都是她亲自一件一件解决。此外，杨福梅还要考虑盲人学校以后的服装怎么设计，颜色是白色好还是蓝色好……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太大了，并且她还要应付国内一些中国特色的“规矩”。但是杨福梅从不抱怨。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不会累，而不喜欢的事情，做一两分钟就受不了。我跟大家谈盲人的时候，会觉得很温馨— —啊！又会有好多朋友来了解盲人了……你要做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比别人高一点，那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负责。”

　　我不会让盲人签道德协议

　　现在杨福梅是光明天使基金的负责人，但也是个光杆司令——除去光明天使基金100多名义工，她是基金的惟一专职人员，拉赞助、筹办慈善义演、筹划盲人学校……事情不分巨细，通通需要她来过问操心，好在她有40多年的经营管理经验，事情再多也能长袖善舞。

　　但是杨福梅丝毫不觉孤单，她有6个很好的伙伴，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支理事队伍对于基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光明天使基金还有100多个义工，基金运行到现在，还没有支出过工资。

　　对于光明天使基金，杨福梅已经有了长达5年的规划。

　　“明年，光明天使基金要建立第一所盲人学校，而5年以后则要在中国建立两三个这样的学校。建这个学校要有一块地，哪个地方愿意算我地皮便宜点我就建在哪里，反正盲人是住校的。”

　　除了专门做培训以外，杨福梅还要在学校旁边建一个养老院。“盲人老了真的没人照顾，衣服裤子那个臭啊……都没有人去接近他们。”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第一，要一个个地来帮助这些盲人；第二，呼吁政府拿出照顾盲人的优惠政策；第三，我要把很多盲人祖传的学问和技艺传出来，我知道好几个盲人有祖传的秘方，像治疗不孕症、胃溃疡和高血压，我要让他们教其他盲人，让他们能够站起来。我愿意给一笔钱，并给他们养老。——不然，他们都以为没有人重视他们，以为这些本事都要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学校当然是免费的，每个月只收150元伙食费，毕业以后盲人能够拿到中专文凭，还能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技术。杨福梅还打算在盲人毕业以后帮他们开按摩学校。

　　“我们要把学校办得像麦当劳一样，开到全国各地去！”杨福梅遥望远景时说。

　　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学校的免费性质，分校越多运营的包袱也越重，而杨福梅希望学员毕业之后回馈学校，这等于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学员的道德水平上。

　　“您会不会和学员们签一个道德协议？”记者问杨福梅。

　　杨福梅不这么想。

　　“你见过父母培养孩子，要孩子签一个回报协议的么？”杨福梅反问记者，“还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比较好，有些学员毕业以后或许还会有自身的一些困难，如果他有能力不能感恩，那我们作为培养他三年的学校，需要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果学员普遍不回报，那我们就争取多募款喽。”

　　现在，已经有一个为奥运会做设计的设计师朋友愿意为这个学校做免费的设计。杨福梅介绍，这个中心不单单接受中国的盲人，还要接受全世界的盲人来这里培训。

　　“我们已经筹集了14%到15%的(建第一所学校所需的)资金，我希望有爱心的人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工作。如果你有什么条件，比如今天你捐300万，你要这所学校建在浙江，要学校的冠名权，都可以，这无所谓，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盲人。”

　　“我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无所畏惧

　　记者问她，做这个事情，最担心害怕的是什么。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也没有害怕。我余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做到哪里算到哪里，我尽了力就觉得问心无愧。如果这学校建起来，我走了，我会很开心，如果没有建起来，我会叫人想办法——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筹款，我可以把我美国的钱再投进来嘛，三四百万，我可以拿出来的。”

　　“我没有要炫耀什么，我只是要大家一起来，帮盲人一把，要盲人也知道，还有人在关怀他们。我在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我要启发很多人的良知，我要启发很多人慈善的心。”

　　得过癌症的人，身体里就像装了一个定时炸弹。鉴于这种况，杨福梅现在已经开始寻找接班人。“接班人很难，第一要有爱心，第二要有资金基础，第三要能够和人沟通，第四要有这个气魄，不为钱不为利，只是为了帮助盲人。”

　　最后聊及自己的身体，杨福梅表现得很乐观：

　　“我这人个性很开心哦，要吃什么就去吃，吃完要上洗手间那就去洗手间吧，Itdoesn’tmatter!对我来说，活一天就是赚一天。我一直不觉得死要怎么样的悲哀,但是呢，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快乐。我常常讲，世界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中国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也不多，最多我家里少我一个人会有影响，也许我的朋友也会说，‘还没好好和她相处。’有什么大不了的，Itdoesn’t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