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郭建光

　　送走最后一位来访者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

　　李力轻轻推上办公室的门，把身体和声音都藏在门后。即便如此轻柔的动作，在寂静的楼道中，短暂而沉闷的撞击声也显得有些响亮。

　　来访者公保扎西，是青海省治多县野牦牛环境生态促进会会长。当天下午5时许，他推开李力的办公室，一谈就是5个小时。他请李力想想办法，为他的NGO找一条出路。一席长谈后，结果虽并不令他十分满意，但这位藏族汉子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依靠”。

　　仅仅3天前，在北京一家环保NGO组织的会议上，公保扎西才认识了这位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的会长。今年49岁的李力，来自“北大荒”。她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时刻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

　　她不时招呼熟识和不熟识的人，风风火火在各色人群中间游走。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不熟悉的人打成一片，一些人就此成了她的朋友，而一些朋友就此得到了她或多或少的帮助。

　　“现在一些环保NGO，尤其是地方上自发兴起的草根NGO，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李力斜倚在咖啡馆沙发的扶手上说，“如果不尽快找出解决办法，生存就是个大问题，发挥作用就更谈不上了。”

他们并非神仙

　　10多年来，李力一直在关注并努力推进民间的环保事业。

　　1996年，刚从黑龙江到北京发展的李力，偶然在图书馆翻阅材料时，被一本介绍民间环保志愿者和组织的杂志吸引住了。此后，在中学教生物的她开始给学生讲杂志里的故事，同时到环保组织当志愿者，开展环境教育方面的培训工作。当她的学生在中央电视台参加环保知识竞赛得奖后，更激发了她对环保事业的热忱。2000年，时年42岁的李力辞职加入一家环保NGO，全职做环保。凭着自己过硬的实力，逐渐在环保圈内闯出了一些名气。去年，她组建了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

　　当中国的GDP在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增长时，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中度污染。7大水系197条河流408个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28%和26%。其中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55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159个(占28.5%)、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51个(占9.1%)。《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在政府积极治理污染的同时，民间也涌现出了不少环保志愿者和组织，他们以各种方式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2006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青年报》联手对中国的环保NGO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共有2768个环保NGO。其中，仅有23.3%的机构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有人估算，截至目前，国内环保NGO的数量已逾3000个。

　　数年的环保生涯中，李力结交了不少从事NGO的志愿者，其中不乏处在污染最前沿、整日争取生命安全或健康的人。由这些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李力称之为“草根NGO”。也是在与这个群体整日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才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的艰难。

　　“钱的问题最棘手，短期内不容易解决。”李力说，这个可谓NGO通病的问题，在那些草根NGO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上述调查显示，2005年，22.5%的机构基本没有筹到经费，81.5%筹集到的经费在5万元以下。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有72.5%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能力为其职员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

　　起先，数字对于李力来说，“只是数字”。而当她真正深入到那些草根NGO中间的时候，那些冰冷的数字，具体诉求为一碗饭、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瓶药、一条生命……

　　张长建可谓李力的老朋友了。这位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溪坪村的医师，是当地一家化工企业的污染受害者。与不少污染维权的领导者一样，张长建因“见的世面多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沟通能力强一点”而被当地人推到前台，成为领军人物。

　　2002年，张长建在李力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京一个环保NGO组织的一次会议。回到家乡，他和同村的维权者共同组建了福建省屏南绿色之家，开展组织化维权和保护环境的行动。

　　但困难接踵而至。因维权和环保占用了不少时间，张长建的收入锐减。同时，屏南绿色之家的日常活动经费，又使得他支出猛增。后他的诊所因种种原因被迫关闭，生活来源完全被切断了。今年8月，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挺多久，有时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张长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虽然偶尔能得到一些救济，但因没有一个稳定持续的筹资渠道，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以至影响到他在当地的威信。

　　屏南绿色之家的困境并非个例。事实是，云南的“滇池卫士”张正祥、河南的“淮河卫士”霍岱珊、云南香格里拉的环保志愿者葛全孝、浙江萧山的环保志愿者韦东英等均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滇池边巡视的张正祥，据说如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巡视时“走到哪家吃在哪家”。偶尔，他靠给别人“写状纸”赚一点劳务费，因此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笔的地方有了厚厚的老茧。

　　“我觉得，他们的能量、热情和钱基本上耗干了。”讲到这些草根NGO的困境，李力的身体挺直、眼睛睁大、嗓音提高了，“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全凭一腔热血、一分信念来支撑。可是热血和信念又能支撑多久呢？毕竟他们都不是神仙。”

　　相比之下，李力觉得城市中的一些环保NGO“日子过得很舒服”，找个项目、申请点经费、开个会议，“事情就做完了”。

　　“长此以往，草根NGO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和公信力等，都会受到影响，NGO的路也就会越走越窄”。她说。

　　曾有一些学生问她，成立NGO后该怎样向基金会申请经费，怎样申请各种奖项。“我告诉他们，要是有这种念头，就此打住，不要做NGO。NGO首先讲的是奉献。”李力回答得斩钉截铁。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