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愤怒左右

　　做志愿者时，李力“勤勤恳恳”；在NGO工作时，则“兢兢业业”；在自己组建NGO后，她发现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背后总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果不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李力自己对一些草根NGO的做法并不看好，认为方式不够理性，以至于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因此在现有的困境之外，又无端增加了一些阻力。

　　在认识李力前，张长建采用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比如举着牌子巡回宣传，甚至在当地召开两会期间，到会场门口发放宣传资料；经常在网上发布有关化工厂污染的消息；请媒体帮忙，发表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有损形象”的报道等等。在获得一些资源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5年前，当李力听完张长建等人的陈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以后“会出事”。因此，她将张长建介绍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建议他们走司法程序维权。

　　很快，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2003年7月，第一次开庭。2005年4月,一审判决张长建等胜诉，村民获赔24万元。同年11月,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决，判令化工厂立即停止对村民的侵害，赔偿68万元。今年9月，张长建等如愿拿到了赔偿款。

　　正当这位医师准备和村里人庆祝一下时，当地民政部门给他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称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张长建最终签了字。

　　“我们一直到民政局申请注册，但民政局都不给办理。这个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张长建憨笑着，不时点击笔记本电脑。电脑播放的是他剪辑的一些电视台就溪坪村的污染所做的节目，标题是《尴尬的举报》，他的女儿充当解说员。

　　“政府在鼓励公众参与环保的同时，必然会逐步解决NGO的合法性问题。”李力说，“因而，NGO必须要学会如何与政府处理关系。”

　　对此，云南香格里拉金江镇吾竹村的葛全孝则总结为“占理占法还要讲策略”。他表示，硬碰硬的方式，很容易激化矛盾，“一旦一些问题处理不好，还可能演化为群体性事件”。这就势必会引起政府和环保NGO关系的恶化。

　　60岁的葛全孝是“老三届”，拥有大专学历，曾当过教师，也曾在“文革”期间走南闯北，后“觉得当老师没意思”，辞职回老家务农，开过一个米粉店。平日里注重学习的他，广泛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在当地人中，“眼界比较开阔”。

　　即便有如此经历和学识，葛全孝在一次维权行动时，也差点酿成大错：在本村水源地被污染后，村里人“控制”了镇里的一位干部，并“逼他喝下了一瓶受污染的水”，让他给上级政府部门打电话来解决污染问题。

　　污染源虽最终搬离，村里也喝上了自来水，但葛全孝等4位维权人士却被“关了21天”。多年后，这位被尊称为“葛叔”的人，才逐渐修复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事后他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控制，稳定情绪，不能被愤怒左右，激化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NGO的领头人还要多学习，试着开创渠道和政府多沟通，争取坐到谈判桌上。

　　“最终我们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用非理性的方式？再说，非理性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葛全孝反问道。

　　在如何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淮河卫士”霍岱珊也表示，目前草根环保NGO的可持续发展是个问题，但有些问题就出在自身，即手段的不理性。

　　“协商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霍岱珊说，在协商之前，不能仅仅凭着一腔义愤，而是要认真调研，搜集各种资料，拿出翔实的数据，并拿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资料，协商才能成立，“不然怎么协商？”

　　1994年，曾是一家报社摄影记者的他，因感于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污染严重，辞掉公职投身于沙颍河的治理呼吁中。

　　起先，他采用的方式是拍摄大量河流被污染、癌症病人的图片，通过网络等媒介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他也曾在网上发布求援信息。“那个时候，政府和企业都对我没有太多的好感。”霍岱珊笑着说。

　　后来，霍岱珊有意识地回避了这样的做法。他开始收集数据，比如癌症的发病率，死亡人数，沙颍河的水文情况等等，请专业人士分析这些数据之间的联系。最后，他还提出改善当地环境的可行性方案，比如开展农村清洁饮水和医疗卫生救助。

　　拿着这个调查报告，他辗转周旋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企业之间，以期他们的支持。如今，农村清洁饮水工程已经完成。部分企业也认识到了治理环境的利弊，开始与他合作，为历史的欠债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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