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丽(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校友会一直在研究我们到底为灾区做什么事情。我们确定了四个原则，长远、发展、落地、创新。

　　长远发展，要注重灾区自身造血功能的恢复。

　　科学发展，持续发展。

　　落地，一定要聚焦特定的灾区特地的项目。

　　创新，进行优势互补，探索名校名企新的救灾机制。

　　将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相融合

　　蒋姮(商务部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副所长)：去年的5月份山崩地裂，那是一种地质的振荡。现在灾后重建工作还任重道远，但是我们现在又不得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的金融动荡带来的，也是非常大的伤痛和挑战。各种振荡、危机，地质的也好，人为的也好，经济的也好，好像是不期而至，但是也是有必然性。如果减少这样的干扰，危机也好，发生的频率，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IBM和诺基亚公司都讲了企业为什么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就是一个企业的DNA，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回事。我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在全球化之后，尤其是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这样的一个地球相当于一个地球村了，或者是智慧的地球，我们不仅有环境的生态系统，经济、社会也都形成了生态链。大家是生态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地球上的每一个分子具有了更强的散发性。尤其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它对于环境，对于社会，对于经济有更全面的，更强的影响。它的散发性会更大。

　　在这样一个社会，在互联网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企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不仅仅是像原来的一些经济利益，三鹿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负面例子。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产业受影响，导致国家形象都受到了牵连。

　　再讲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救灾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常态的东西，救灾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态的东西，但是救灾的时候会将企业可持续发展各方面的能力，也就是傅总讲的可持续发展知行言各个方面的能力会放到一个聚光灯下让大众评说，受到考验。企业的理念、战略，做得怎么样，平常有一些什么样的机制、体制，什么样的做法，甚至包括SCR传媒关系的处理都会放大。所以非常态情况下的救灾行为对于常态情况下的能力是一个全方面的检验。

　　李晨晔(铭远咨询集团总裁)：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知的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感动机会。我自己的感受是，认真做CSR的机构也好，企业也好，要有一种感谢的感觉，因为确实做这些事是很难的事，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通过民乐村这个案例其实可以发现，救灾的事正好是和企业的三重理念连在一起的，救灾和社会、经济、环境都有关系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是一个没有简单的一次性方案的体系，需要非常耐心的做。而且你还可以看到，这个案例里面讲的其实既是救灾，但是这个事最终是一个超越救灾的过程。也就是回应我们前面讲的可持续救灾的议题，可持续救灾本身是超越灾难的题目。

　　黄津孚(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我感觉与国际上这些跨国公司，尤其是像诺基亚、IBM公司相比，国内很多企业在社会责任意识方面确实存在很多差距。

　　这要从两个方面认识，一个是从人类社会可持续的角度认识。德鲁克所说，认识企业的目的必须要跳出企业，从整个系统认识企业。如果说你这个企业不能支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那么这个企业就要灭掉，不能持续下去。不能说为了这个企业可持续，我甩开整个社会的可持续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合作机制，包括金融危机强调的也是合作。救灾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合作。

　　二是要考虑企业的可持续问题，先是应该不应该承担，再考虑值不值去做。但是现在学术界把重点放错了，一直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值不值。办企业是为什么？你是合作的平台。现在企业却把重点放在值不值，能不能增加企业价值的角度来讲，有的企业说了认为不值就可以不承担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就是这么想的。根据这点来讲，我觉得应该长期坚持下去社会责任的宣传，真正把社会责任变成我们企业的基因，像诺基亚也好、IBM也好，这样中国的企业才更有希望。

　　祝慧烨(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常务副秘书长)：从题目背后是有一个假定，我们要假设从救灾要可持续和企业的可持续，有两种反应模式。主动的反应是高度融合的，一体化的反应，这样的反应从两个跨国公司身上看得很清楚，他们说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传统，是无形的。这样的文化要很清晰的从企业的价值观，要以价值观为最高的宗旨指引企业的行为以及它后面的能力构造。

　　第一，企业是要有一套价值体系的。这个价值体系是建立在企业的信念，企业的理念，企业的使命和愿景，它背后是价值的判断、选择、强化。所以我们看到尤其是两个跨国公司给我们案例的呈现，看得很清楚，这种内在的高度自觉的和战略业务一体化的，这是现代企业作为这样的契机，我们面向未来应该是深刻思考。

　　第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内在责任的认知，或者是责任内生是责任我们文化的基本原理。因为如果是说社会的预期，是一种外在的，法律的约束，企业其实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反应。但我们如果是从内在的，内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只是被动式的反应，我们早就从现在的中国企业发展阶段来看应该是提出来的向跨国公司学习。当然也有企业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理念冲动和愿景以及价值观的穿透，用价值观引领他的战略，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的话会为我们带来一种革命性的，或者是一种划时代的反应和建构。

　　翟齐(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秘书长)：从题目来看，从可持续救灾到企业可持续发展，可能最终的意图还是想说，我们进一步探讨的是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知行言的进展问题。

　　首先要从企业的角度看待问题，企业应该认识到为人们提高了生活质量的同时污染了环境，他占有的资源很多，应该创作的财富很多，应尽社会责任就应该多。是不是现在所有的企业都思考是另外的事。

　　现在我们运营的一些老字号，或者是世界上的强的企业，走在可持续发展比较前面的，或者是社会责任方面比较强的，做得比较多的，国外企业占多数，在理念上，在行动上都比较多，国内也有，也做了不少。因为中国发展的过程是这样，国企，现在我们讲企业社会责任，过去叫企业办社会，这是经济模式所构成的。

　　只有热情的，深入的了解企业，帮助他们一起推动这些事情，鼓励这些做得好的，监督或者是披露那些不好的，我们的促进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主体的作用，否则光坐在这儿喊是没有作用的。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每个组织都应该有社会责任。

　　张成林(索奥中国总裁)：危难之中见真情，这可能在中国表现得最突出，但是危难一过又容易变成散沙。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危难，可能是更大的危难，整个地球的危难。如果说中国的企业或者是公民能够意识到他危难程度的话，他所焕发出的能量就像去年5.12的能量，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形成共同的关爱。

　　我们现在很多优秀的企业都有关爱的表现，因为我们虽然分离在社会不同的角落，但是全球大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作为一个学习社区的协作者，我们要考虑出现危难的时候，企业的社会责任将来怎么能够帮助他们，这也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兰宝石(北大MBA校友会常务副理事长)：重大的社会灾难瞬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需求，物资的，精神的。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角度理解，受灾人的需求，还有救灾人的需求，没受灾人的需求，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民族遇到这种重大灾难的时候，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他有愿意做点贡献的愿望，也要满足这个需求。

　　救灾有两个内涵，一个是救急，一个是重建。救急确实要瞬间，及时，而且救急有很多定向的需求，从道路、通讯、粮食、衣物、房子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救急从未来来讲重在预防，重灾、防灾、抗灾，也包括个人的自救，我们太缺乏常识，救灾的常识。

　　北大工商界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大学的体系，能在国家重大灾难体系中，灾难的时刻中如何发挥它的作用的模式，怎样能够建设平台的需求，发挥平台的作用。我们还提出大家要聚焦，要创造模式，地震以后要做的事太多了。

　　但是灾区有的时候需要信心，需要内容，需要灾难以后一些发展的前景，包括就业在内。在后期的重建，我觉得救急是历史性的，而重建是结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怎么能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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