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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从诫永别人间 自然从此失挚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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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卓 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0-31 11:59:19 | 【字体：小 大】 |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梁从诫逝世，享年79岁。遵从梁从诫和家人意愿，梁从诫的后事将低调、从朴、从简处理。
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受人追捧。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宣传词，被随行人员赶紧撤下。作为大学老师，梁从诫是低调的，在文章中称自己“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在生活上，梁从诫是低调的，甚至不轻易添置新衣服，穿布鞋、骑自行车去参加政协会议。甚至在作为民间环保组织者获得“地球奖”时，他仍保持低调的心态：“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
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拯救滇金丝猴、保护藏羚羊、迁建首钢……这些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关键时刻，他甚至当面斥责高官“睁着眼睛说瞎话”，让陪同的朋友都捏把汗。
他从花甲之年开始环保人生，起点是1993年的“玲珑园聚会”，这是一个颇为浪漫的名字，但梁从诫却一再对媒体说，环保从来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在中国做环保，不是田园诗，是生死搏斗。
■他是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始之人
■他是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也是梁启超之孙
■他因介入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而广受关注
■他说在中国做环保是生死搏斗不是田园诗
■他10月28日在京逝世留下后事从朴的遗愿
只有四个人的发起大会
靠借钱成立的“自然之友”
梁从诫曾经考清华大学建筑系，差两三分落榜。他回忆，时任建筑系主任的父亲梁思成非常生气，认为儿子特别丢他的脸。后来梁从诫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教书、干校劳动、在出版社当编辑……
用季羡林的话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梁从诫则自嘲，自己“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成文的东西很少，其中大部分又是翻译作品”。
在接受杨澜专访时，梁从诫曾经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
1993年“6·5”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4个好友围坐草坪，忧虑着日益严重的中国环境问题。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
这四个人是梁从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力雄，自由作家、探险家；梁晓燕，时任东方杂志编辑。他们从三个月前就开始筹划成立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尽管他们中间还没有人听说过NGO组织。
中国当时有政府发起的非政府组织，但真正的草根组织还很缺乏。在被国家环保局等机构拒绝后，梁从诫把他的组织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起名“绿色文化分院”，大家爱称为“自然之友”。
最初，注册资金是梁从诫从亲戚手里借的，办公地点是梁从诫家里。奔波了9个月，组织成立了，但一个缺乏经费、不被重视的民间组织，能做什么？更何况当年环保问题尚未引起重视，梁从诫应邀到一家机关演讲，台下只来了五个人。
“如果环保这个工作一呼百应，那也就不用我们来做了。”年过花甲的梁从诫坚定了自己实践社会责任感的方向。
为金丝猴留住最后生存地
为藏羚羊在可可西里受伤
“自然之友”成立不久，便接到云南环保志愿者奚志农反映，德钦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要砍伐那里1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森林是国家一级珍稀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
梁从诫当即通过“自然之友”中的媒体会员，在媒体上进行报道，并直接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砍伐很快被制止，这是“自然之友”第一次成功介入具体社会事件。3年后，有关部门企图继续砍伐森林，在“自然之友”会员呼吁下，此事被《焦点访谈》曝光，滇金丝猴最后的栖息地终于保存下来。1998年，克林顿访华，梁从诫和“自然之友”把金丝猴母子合照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
真正使“自然之友”声名鹊起的，是他们介入可可西里保护藏羚羊的行动。盗猎分子为了贩卖羊绒，经常在高原上追杀藏羚羊，使藏羚羊面临濒危。当地“野牦牛队”为保护藏羚羊，和犯罪分子进行长期搏斗。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因“自然之友”将其与媒体牵线而顿时传遍中国。为帮助会员杨欣在可可西里建立“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梁从诫用“化缘”般的方式协助到处筹款。
在“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末，他们为困顿不堪的“野牦牛队”筹集经费数十万元。了解到英国是藏羚羊羊绒制品的主要经销国，梁从诫趁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前夕，致信布莱尔，希望他帮助打击国际藏羚羊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保护藏羚羊。布莱尔很快回信，表示“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并在访华时特意约见梁从诫。
在梁从诫的建议下，1999年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发动著名的“可可西里1号”行动，严厉打击盗猎分子。67岁高龄的梁先生带着“自然之友”向“野牦牛队”捐赠两部新型北京吉普和一部电台，他们亲赴可可西里去看望反盗猎的英雄们。回程路上，梁从诫乘坐的越野吉普不幸发生车祸，坐在前排的梁先生右肩脱臼，胸部挫伤，梁从诫却很少对媒体提及受伤经历。
梁从诫追忆“自然之友”往事时说，“NGO在中国解决问题不是沙龙式的，是有危险的。在中国做环保，在某种场合不是田园诗，有时候是生死搏斗。”
建议首钢逐步迁出北京
为保护北京古城而奔走
对生活居住的北京城的环境，梁从诫也充满关注。2002年，他前往当时北京仅存的自然湿地顺义杨镇汉石桥水库湿地考察。《最后的湿地》一文中，他写道：“从镇领导的交谈中可以感觉到，有人从本地甚至个人的利益出发，是恨不能早日把这片芦苇荡‘开发’出来，高尔夫球场也好，游乐园、度假村、钓鱼池也好，只要能赚来城里人的钱，怎么都行。”
数千年的北京文明史上，每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想为自身生存谋取更多的资源，这本无可厚非，但从长远看，自然长久地过度奉献，终究会使其过度衰老、枯萎。对北京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始终围绕着梁从诫。
他1997年在政协会议上就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
他提出，解决汽车尾气对空气污染的方案之一，“便是下大力气发展公共交通”，建立一个“充分便捷、舒适、安全，真正四通八达的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系统”。2003年，他又致信市领导，提出关于保持圆明园“半野生”状态的建议。“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大兴土木，搞一堆人造山水林泉之类的假古董，那将是我们的又一次损失。”“希望市领导在圆明园即将开工恢复建设之前能够请生态学家、生物学家们进行考察调研并与之商榷，考虑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不容忽视的内容，而万万不可将圆明园也像北京其他公园一样，千篇一律地用人工草坪、花坛和统一移栽的树种来取代原有的自然植被”。
“自然之友”会员、新华社记者王军回忆，梁从诫一直在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吁，他一直想成立“老北京之友”，但未能成功。他认为，环境问题，除自然环境问题，还包括人文环境问题。
义务植树被收“过路费”
深感从事环保工作之难
上世纪80年代，还在《百科知识》杂志做编辑的梁从诫，从一篇来稿中了解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正成为破坏环境的重要因素。如今这已成现实，当年梁从诫则第一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他曾说，当时还没想到自己会参与环保，认为这都是国家的事儿、专业人士的事儿，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真正投入环保工作，他才发现，不仅政府有时不理解，民间也不理解。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扔的人多着呢！”梁从诫在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在去内蒙古恩格贝沙漠义务植树的路上，当地乡亲们每隔七八公里就横上一根大木头，拦住车队索取“过路费”，理由是雨天行车会轧坏他们承包的路段，而“过路费”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自然之友”们解释大家是来义务植树的，连哄带求，花费五个多小时和数百买路钱，才走完原本只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路。梁从诫说，“面对这些本应是我们需要依靠的基本群众，不由得使人更深地体会到在中国搞环保之难。”
在宁夏，他看到一对姐弟在干旱的沙漠里四处挖发菜，换取几分几毛钱，维持一家的生计。挖发菜对草原有致命的威胁，但看着这对在严重缺水的环境下长大、至今可能没怎么洗过脸的孩子，他实在不忍心责备，“与那些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人谈环保，我有一种负疚感”。
在三峡，他看到一个造成污染的造纸厂。厂子是“大跃进”时修建的，非常简陋，排出的黑水沿江流下去几十公里。梁从诫问县长，为什么不装污水处理设备？县长说，设备投资可能要超过整个厂的固定资产。梁从诫又问，为什么不停产？厂长说，一个厂两千工人，如果算三口之家的话，能养活六千人，厂子停产，谁养活这六千人？梁从诫一时哑口无言。
梁从诫意识到，光喊高调是喊不出结果来的，必须有一个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
骑车开政协会被警卫拦住
生活之俭朴一如“苦行僧”
在严重缺水的河西走廊，梁从诫看到，一家国营大厂厕所门口，自来水哗哗地流成河，进厕所都要踩着砖头才能蹚过去。让梁从诫愤怒的是，全厂上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来过问这件小事儿。“不唱绿色高调，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是梁从诫和同行们给“自然之友”确定的行动宗旨。他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收拾，只是呼吁大家共同来促进这件事情而已。”
作为政协委员，梁从诫穿着布鞋、骑着自行车去政协开会，结果被警卫拦住。“你给谁报到？”警卫问。当梁从诫说，他给自己报到时，警卫吃了一惊。
时常让媒体挂在嘴边的是梁从诫的名片。有媒体记者写道：“梁从诫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名片，背面是一个生产配料表。他说：‘印刷厂的师傅和我们合作得特别好，每次都用这些废纸给我们印名片。’很难相信，作为名人之后的梁从诫，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自然之友”理事赵永新去过梁从诫家。“陈设很少，家具特别旧，地上还是老式瓷砖，我当时就想，老爷子滑倒怎么办？”赵永新说，在很多人眼里，老人就是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多少年冬天都穿同一套衣服。”
梁从诫带领“自然之友”做的都是小事：拒用一次性筷子、不乱丢废电池、留下洗衣服的水冲马桶、给孩子们举办环保夏令营、组织观鸟小组、到学校里进行巡回宣传等等。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A制。只有国际环保知名人士珍妮·古道尔博士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有幸被“自然之友”请吃过饭。
“我觉得‘自然之友’最大的成就不是说我们保住了哪一座山、保住了哪一种动物。说老实话，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我们还真是在这方面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事情要政府出面、下命令、颁布法律、颁布条例才能做得到。”梁从诫说，“我们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为我们社会上许多关注环保的人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组织、一个家园。”
真正让梁从诫欣慰的是，多年来普通人环保意识的加强。“几年前你带双筷子去餐馆，别人觉得你是怪物，现在服务员只是笑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没有梁从诫的“自然之友”
民间保护工作将不会停息
2005年，梁从诫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自然之友”理事赵永新回忆，2007年夏天，“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已不再担任会长的梁从诫先生欣然前来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2008年初，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茶话会，梁从诫冒着寒风，头戴毡帽、身穿棉衣赶到会场，看望会员，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颁发证书，但这时候他的话就已经不太多了，思维也不太灵活了。
2009年3月，自然之友举行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特意选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举行，梁从诫甚至已不能久坐。“老人离开的时候，我想扶他回去，他谢绝了，由保姆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我突然心里一酸，好像看到壮士暮年的感觉。”赵永新说。往后的梁从诫，即使在家里也很少走动了。
直到去世，梁从诫的家人还不忘一切从简。“老人去世前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是很担忧的，一般人考虑的是发展，老人则考虑发展带来的破坏。”有朋友说。
梁从诫去世的消息传来，“自然之友”并没有乱了阵脚。位于鼓楼附近居民区内的“自然之友”办公室，依然按既定安排接待访客，布置新工作。工作人员也承认，过去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是梁从诫发挥个人魅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做到的，梁从诫的逝世是“自然之友”的一大损失。而现在的“自然之友”，面临更多挑战。
早在2005年，自然之友就开始寻找总干事人选，参与创办“卡夫卡书店”的薛野被相中，一年多后薛野辞职。几经人事变动，2009年1月，招聘了现任总干事李波。李波随即带来了他的新思路，确定了垃圾问题等一系列新的议题。除了人事变动，综合发展的“自然之友”，相比一些专门的环保组织也显得特色不足，近几年的发展稍显平淡。
不过，据“自然之友”网站介绍，十多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十多家。16年来，“自然之友”从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到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都有不少创新，相当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动机和孵化器。
其实，从2004年开始，梁从诫就有意地淡出“自然之友”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唯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这让梁先生十分欣慰。“梁先生走了，但是‘自然之友’留下来了。”现任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说，在梁先生离去后，把这个组织的工作继续做好，是对先生最大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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