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万个

　　截至2009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3.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04万个，基金会1843个。

　　20多万个

　　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有4万多个，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有20多万个。

　　100倍

　　从1988年到2009年，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增长了近100倍(1988年我国仅有社会团体4446个)，近10年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递增。

　　1089亿元

　　2009年，我国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总值约1089亿元，收入1247亿元，增加值约500亿元。

　　2500多万人

　　全国社会组织目前有专职工作人员540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还有注册的各类志愿者2500多万人，基本形成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走过16年之际，中国民间环保先行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去世。

　　梁从诫曾表示，上述这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妈妈写给他这个儿子的，而不是徐志摩。

　　梁从诫头顶“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光环，但据同事回忆，老人无论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报到，总是骑着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类似的“寒酸”不一而足。

　　如何形容渐进中的中国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通常译为“非政府组织”)？或许少不了“悲壮”二字。

　　“保护藏羚羊”、质疑怒江大坝、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从“5·12”汶川到青海玉树的倾囊救援……

　　它们徘徊过，也感动过无数国人，却也依然经历着成长的烦恼。

　　它们自我定位为“第三部门”，以区别于另外两个部门——政府和企业。

　　爱、暖、希望，这是它们的梦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为中国公民意识茁壮成长提供了优质的政治土壤。

　　NGO，正是这样一批践行公民参与精神的社会组织。

　　称谓的演变

　　“2007年，我国开始正式用‘社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有观点认为，‘民间组织’的‘民间’反映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中‘官’与‘民’相对应的角色关系，容易让人误解民间组织是与政府相对应甚至是相对立的。”

　　10月上旬，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在天津举行。在为期6天的气候会议上，60多家NGO首次联合行动，在会场内外举行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主题活动。

　　“边会”，这是近几年国际气候大会上的一个流行词，即与会各国代表在主会场开会，一些民间机构和组织在会场外开会，对大会提出建议甚至发出不同的声音。

　　“民间组织的活动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态度，1995年中国还几乎没有什么民间组织，境外民间组织限制也很严格。现在则不一样，大家济济一堂坐在这里开边会。”中外对话网站副总编刘鉴强说。

　　拥有“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种称谓的NGO在中国境内的官方称谓是“社会组织”。

　　2007年，我国开始正式用“社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

　　有观点认为，“民间组织”的“民间”是与“政府”、“官方”相对应的，反映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中“官”与“民”相对应的角色关系，容易让人误解“民间组织”是与政府相对应甚至是相对立的。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把“民间组织”纳入了社会建设与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对传统的提法进行改造，提出了“社会组织”这一称谓。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服务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44.7万人。

　　NGO在环保领域的贡献犹为引人关注。

　　7月下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跟随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杨欣到达海拔4200米的岷山主峰雪宝顶大本营，杨欣在那里组织了一场世界最高海拔的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从大本营到海拔5588米的雪山之巅，5名登山者与国内外13所高校的20名大学生，通过对讲机共同探讨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接受度的提高

　　“在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墨西哥坎昆气候谈判大会上与大家再次见面。”

　　中国NGO的诞生路径大致有两种，其一是伴随政府职能转型、事业单位改革等，由政府部门主动组建甚至运作，挂靠在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社会组织，用于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分流人员等目的，这是“自上而下”的NGO；其二是由公民基于社会需求发起，相对独立运作的NGO，是“自下而上”的NGO，又称草根NGO。

　　而让草根NGO感到欣慰的是，在上述天津会议上，解振华接见了21位来自国内外的NGO负责人。

　　在两个小时的会面中，解振华表示，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墨西哥坎昆气候谈判大会上与大家再次见面。

　　如果说会场只是一个小舞台的话，更大的舞台则是在广阔的环保活动第一线。

　　湖南武冈儿童血铅超标、陕西凤翔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据环保部统计，2009年环保部接报的12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共致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

　　民间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记者说，曝光企业的违法行为，就是要倡导公众选择绿色产品，敦促知名品牌企业践行绿色承诺，并以供应链倒逼的方式促使知名品牌企业的零部件生产商改进生产方式，积极防治重金属污染。

　　这里有一个鲜活的例子：

　　两家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民营企业，因“废水、废气超标”，2007年3月被莆田市环保局列入“2006年环境监测超标企业名单”。

　　上述违规记录通过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向公众公开。这两家企业均是一家跨国巨头的供货商，后者获悉此事后要求两家企业采取整改措施，否则就取消其供应商资格。

　　事后，两家企业不仅进行了整改，还主动要求当地政府铺设市政管道。一年多后，当地市政污水收集管与上述两家企业的排污管接通，更多企业的污水也纳入该管网，整个区域环境得以改善。

　　为了消除自己在“中国水污染地图”上的不良记录，两家企业还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其污染治理情况进行审核。这一审核结果经过35家环保民间机构组成的“绿色选择联盟”集体认定后，不良记录得以消除。

　　截至2010年9月，在公众压力和商业压力下，超过290家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采取整改措施，并向公众披露其环境表现记录。

　　合作的力量

　　“合作可以产生能量裂变，增加社会资本，产生美妙和弦。”

　　在11月2日“自然之友”为梁从诫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千余环保人士、学者和官员自发从各地赶来。

　　就在这一天，91家非公募基金会、96家公益组织人士在北京聚会，召开“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2010年会”，切磋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未来民间组织的成长探路。

　　我国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其中，基金会是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NGO意识到，做慈善可以是个人行为，做公益必须是组织行为。

　　“合作可以产生能量裂变，增加社会资本，产生美妙和弦。选择合作路线，不仅仅是中国NGO的生存策略，更是改善第三部门生态环境、关乎行业发展前途的理性选择。”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作为一项创新，近年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一直在推进“志愿者驿站”的建设。该基金会创办人、理事长王平对记者说，“志愿者驿站”是建立在贫困地区、由专职志愿者和流动志愿者自我管理和运行的服务站，它既是扶贫志愿者生活、工作的场所，也是全国扶贫信息最基层的数据来源，还是向贫困地区、贫困人群进行理念倡导的窗口。

　　王平希望，“志愿者站”通过场所的提供构建城市与农村各种资源交汇的网络平台，不仅仅是城市到农村的资金输出、人才输出、技术输出，同时也是农村的资源输出、人才输出，真正形成农村与城市的互通互荣，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

　　渴望中的扶持

　　“财税部门太不把公益慈善部门当回事了，比如说对非公募基金会……”

　　NGO不缺拼劲，却也需要鼓励和扶持。

　　近日在京发布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指出，中国企业捐赠行为缺乏长效的动力机制。

　　“财税部门太不把公益慈善部门当回事了，比如说对非公募基金会，它还规定了(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收入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收入的两倍，如果超过两倍就取消免税资格。”徐永光正是在蓝皮书发布会上作如上表示的。他指出，非公募基金会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制度瓶颈是税收制度。

　　2009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10个省市的非公募基金会超过公募基金会。

　　但民间慈善的新生力量也有自己的烦恼。

　　2009年11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公布了两份通知，《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非营利组织的保值增值收入将纳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经营性收入也须纳税。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慈善和社会捐助处处长郑远长分析了相关规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包括，由于现在多数非公募基金会在首笔资金到位后，通过增值保值来承担8%的年度公益支出，而新规定将使这类基金会需要动用原始基金，这便造成了基金会资产的减少。

　　税收之类的优惠对于很多本来资金就不充裕的NGO来说，显得犹为珍贵。

　　数据显示，业内认为环保民间组织资金不足是现阶段发展中最大的障碍。一些地处西部的组织机构，经济来源大多不稳定，有时候就靠一个人苦苦支撑。

　　据分析，筹款能力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金动员能力弱。很多环保民间组织项目策划不实际、无创新，实施步骤不具体，对资助方吸引力不足。

　　理念的改变

　　“环保民间组织还基本停留于利用人脉资源筹集善款的方式，与制度化、普遍化差距较大。”

　　上述蓝皮书指出，中国与美国、英国、巴西、印度相比，慈善捐赠规模最少，所占GDP比例最低，2009年，其捐赠占GDP的比例仅为0.01%。

　　据记者了解，社会公益捐助意识仍有待加强，这使得环保民间组织和个人筹集资金的面很窄，目前还基本停留于利用人脉资源筹集善款的方式，与制度化、普遍化差距较大。

　　“有好的点子和项目，就有捐助。”国际美慈组织中国主任陈一梅对记者说。

　　事实上，有成功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

　　国际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曾设计了一个“滇西北梅里雪山-老君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该项目涉及梅里雪山地区的3个乡镇，老君山地区4个乡镇的10个村，共计2万多民众，旨在为这两个地区设计并实施一个全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

　　这一项目不仅得到了环保部和云南省政府的高度肯定，一家跨国公司也决定在未来5年内为该项目提供1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如果说汶川地震激发了中国公众的慈善热情，那么今年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行，则激发了公众的慈善理性。”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会长周庆治说。

　　但周庆治认为，中国的慈善资源还有待开拓，政府、企业和社会，特别是资助型的基金会既要支持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又要敢于为这些创新承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