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我们在现场”-气候谈判中的NGO |
|
| 作者：宋雪莲 文章来源：经济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2-12 6:34:30 | 【字体：小 大】 |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尤其如此。而这个进程中，来自中国民间的团队活跃在大会的现场。
当地时间12月4日下午，“应对气候变化-非政府组织在行动”主题边会在多哈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举行。这是一场探讨非政府组织如何更好地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作用的会议，也是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多哈会议上的一次集中亮相。
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公众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体。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得不承认，相比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参与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老牌国际机构和“恐龙级”的国际NGO同事相比，中国的民间组织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历史还很短，角色和作用也在逐渐摸索和成熟的过程中。
但是，我们已经在现场。
用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杜祥琬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的话讲，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应该进一步加强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意识和行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合作，为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效的国际经验，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中国民间团体的“激励”之旅
中国民间团体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最早可以追溯到大概2004年，绿色和平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中国办公室支持中国员工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大会。这些中国员工基本上是作为这些国际组织的全球团队的一部份参与相关工作的。他们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内部的讨论中帮助各自的国际团队，以及国际NGO联盟中的同事了解中国的立场，同时建立起NGO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沟通渠道。他们的工作，赢得了国外NGO的承认和中国政府的信任，为后来中国NGO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展更加积极的行动铺设了道路。
2007年是气候谈判的关键之年，戈尔凭借一部气候变化的纪录片获得了奥斯卡奖，而IPCC因为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国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关注也开始上升。在德国伯尔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的本土民间环保组织成立了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开展了一系列的能力建设的活动。2007年底，第一个本土中国民间组织代表团前往参加了巴厘岛气候大会。作为一次“学习”之旅，他们把现场的观察、学习和交流的成果写成博客在网上与网友分享。那也是一次“激励”之旅，民间代表团的一些成员，以及一些在网上积极互动的网友，后来都持续地投入到了气候变化的工作中。巴厘岛大会以后，每年都会有中国本土的民间代表团参与气候变化的缔约方大会，在2009年达到顶峰，除了CCAN的代表团，还有一个规模达到40余人的青年代表团，以及一个NGO率领的企业家代表团前往哥本哈根，成为灰暗的会议氛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10年坎昆国际气候大会之后，CCAN的战略规划会议上成立了中国NGO气候政策工作小组（简称CPG），由中国本土NGO和在中国设有办公室的国际机构的相关的气候政策官员组成，开始就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内外政策议题进行定期的讨论和学习。气候变化立法的建议稿、中国NGO在国际谈判中的核心立场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通过讨论协商而形成的。而在2011年底的德班大会上，中国NGO又联合组织了边会、新闻发布会、展台，协调国际NGO与中国政府的见面会，与国际NGO的双边和多边交流活动，对谈判进程的现场跟进和反应，以及会后第一时间的联合新闻稿等。
直面质疑寻找切入角度
不过，在这些逐渐深入参与的过程和情况背后，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从很大程度上说，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NGO工作者，在NGO里，尤其是本土NGO里是一个另类，在参与气候变化工作的经历里，常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去参加国际会议，能代表谁？整天飞来飞去，那么高的碳排放，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甚至经常被批评浮躁、不踏实，甚至觉得他们是在凑热闹。这种质疑其实反映了中国环保NGO的几个事实：
首先，代表性的问题：与筹款渠道多样的发达国家的NGO不同，由于制度问题，国内草根NGO在公众中筹款的渠道几乎没有，参加国际会议的资金基本上来自国外的基金会。国外的NGO可以说我代表了多少的资助者（社会基础），而中国NGO代表最多只能说代表了参与内部讨论的、关心气候变化的NGO的观点。
其次是专业性的问题，参与气候变化谈判需要的是外语良好的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或法律等背景乃至复合型的人才，而这种类型的人才在主流的环保NGO中并不多，所以基本上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是欠缺的，这也是为什么NGO行业，甚至一些去了几次谈判的人都不能理解NGO参与谈判的重要性。参与气候谈判也需要有创造性传播技能的人才，特别是了解不同文化的中外媒体需求的人才，在我国现阶段也是很难产生的。
指出专业性的问题并不是说中国的环保组织没有专业性，相反，这些民间环保团体在各自的领域，例如自然教育、污染检查、法律援助等方面的专业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只是由于民间环保组织的形成多半是由于“问题”（例如怒江水坝）或者“兴趣”（例如观鸟），所以机构的专业定位常常就是专注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兴趣的传播，很少有机构（虽然有一些个人）能够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战略角度来审视和研究环境问题。而气候变化，则是集中反映了环境与发展的冲突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角度。
政府积极态度给NGO发挥空间
伴随着质疑的声音，本土NGO中的气候变化的工作还是逐步展开了，一些机构在实践摸索中逐渐找到了结合自己专业能力的发力点，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在开始尝试在已有的农业项目上研究适应的机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从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角度开始碳汇森林和低碳乡村项目的尝试，创绿中心则把注意力放在了气候外交和绿色金融的交叉点上。
这些尝试未必是成熟的项目，但一定是有益的经验积累。
现在对于中国的环保组织和关心气候和环境的公民来讲，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全球气候保护的紧迫性日趋上升，国内环境和资源约束导致的问题也日趋严峻，另一方面，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积极态度给了NGO很大的发挥空间。2010年以来，发改委的解振华副主任和气候司已经多次与民间组织正式见面，倾听民间组织的声音，现在还没有任何中国的其他政府部门会在这种级别主动邀请NGO的参与。窗口打开的同时，更是挑战：NGO能否提出实际有效的建议和意见，真正影响到中国的气候政策？NGO能否对“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概念提出自己独立的、且获得广大民众支持的解读？特别是随着社会媒体的浮现，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多元，环保NGO能否站在良知与理性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声音和行动，包括多跨界合作和创新扎实的研究，促进相关政策，引领社会的低碳转型，实际上也关系着社会是否对于NGO行业的认可程度。
民间组织参与气候谈判，只是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一部分，主战场还是在自己国内做好推动民众意识的“家庭作业”，各个国家都一样，只有民众意识改变到足以影响政治家的政治前途的时候，政治家才敢于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因为只有内政的变化才能导致外交的变化。这些“家庭作业”包括了大量的脏活累活，需要持之以恒的忍耐，韧性与张力。“群众工作”做得越深入，NGO在谈判现场的说话才更响亮，工作才更有意义，更有效果。
（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返回首页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