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地区需要“借鸡生蛋”

　　在我国西部的甘肃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何长发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目前甘肃省所拥有的社会工作者群体基本上是一个空白。

　　何长发说，早在四五年前，甘肃省民政厅曾经筹划在这个省建立社会工作者协会，以期通过这一组织逐步扩大社工群体，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所帮助，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工作者，因此到现在为止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社会工作者的发展是与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相联系的。”兰州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李明在分析这一现象时认为，甘肃省等西部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这些地区社会工作者发展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西部省份政府所提供的岗位多集中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工作的岗位十分有限，缺乏岗位依托必然导致这一职业发展的缓慢。”李明说，兰州商学院是甘肃省目前惟一一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2006年7月，兰州商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第一批本科生毕业。“但28名毕业生中，没有一名毕业生从事对口专业，究其原因，就是在甘肃乃至西部地区根本找不到相关的岗位。”

　　尽管甘肃省本身的社会工作者群体整体发育不足，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在甘肃的扶贫、教育、助残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援助，这些援助项目一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带来了社会工作的资金保证。

　　香港乐施会在甘肃的扶贫援助活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目前在甘肃省每年投入的扶贫资金达到300万元。2000年以来，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在甘肃省康乐、和政、积石山、东乡等几个贫困县实施，目前累计投资人民币1.5亿元，在这些援助地区，有2.8万余名学生从中受益。

　　这些项目使大量非本土社会工作者来到甘肃开展工作，带来了先进的社会工作理念，也为当地了解社会工作打开了一扇窗。李明认为，当前，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利用发达地区的项目援助和社会工作力量来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并培育本土的社会工作力量，借鸡生蛋。

　　“社会工作有相通之处，非本土的社会工作者在西部工作必然对当地的社会工作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他说，当地应该结合自己的人才资源和本土实际，积极学习经验，培养人才，促进当地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开放化。

　　力避政府化、单位化倾向

　　记者日前在重庆一些社区走访时看到，社区办公室里挂满了政府各部门工作牌，有妇女工作站、社会治安工作站等等，甚至连交警部门也在一些社区设有工作站。

　　长期从事社会工作研究的重庆市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教授王辅贤表示，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近年来由于政府各部门工作“一竿子插到底”，社区承担了大量政府工作，政府化倾向严重，导致主要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社区工作者80%以上的精力要用于为政府办事，导致社会工作者工作“本末倒置”。

　　一些社区工作者向记者讲述了政府明确要求他们承担的职责有：低保审核、社保服务、计划生育、治安综合治理、城管卫生、残疾人、五保对象等优抚工作、统计、社区党建、精神文明建设、养老服务、中介服务、就业服务、工会、老年协会等等。

　　“现在政府几乎每一个部门每年都要对社区进行考核，还实施一票否决”。陈洁说。

　　“虽然社区主任是居民选举产生，只有居民代表投票才能罢免，但实际中街道可以随便调整社区主任，政府交办的事我们只能加班加点地做，还得把所有部门的事都做好才行。”另一位社会工作者也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许多社区工作者都表示，首先要完成的工作是政府交办的各项任务，抽不出太多精力去做社会工作。连原来经常做的“走巷串户”的工作都没有了，对居民的基本情况把握也没有从前清楚，现在这类工作都靠各楼栋居民担任的楼长栋长去完成。

　　对此，王辅贤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奉行“大政府”行政理念，在社会工作上则表现为延续至今的“政社不分”行政理念。

　　王辅贤教授说，在这种理念下，目前，我国各地开展的社区服务，基本上是体制内的、由街道主导一切的服务。街道或社区事实上成了一个新的无所不包的“单位化社会”。

　　而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致的现代社会，政府不具有在行政体系内直接提供许多专业服务的能力，社区自身也没有提供这类常规性专业服务的能力。因此，引入体制外的社会工作机构，建立用以购买社会服务的公共财政体系，大力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才能既拓展社区服务项目，又切实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才能既将社会服务覆盖到社区居民，又及时关照到当今社会的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

　　破解社工发展中的瓶颈

　　在上海，作为一个新兴职业出现的社会工作，也面临着亟待化解的困难。

　　一是专业人才短缺。据介绍，今后几年内上海将需要1万～2万名社会工作者，但如此巨大的专业需求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岗位。据统计，全国高校每年培养约8000名社工专业人才，但这些人中只有不到30%毕业后会从事社工工作。这既有社会对社工工作还存有不理解的原因，也是现有专业社工的薪酬过低所致。

　　二是社会服务类民间组织数量过少。除了进行职业资格考试，职业化社工的发展还需要配套化的制度设计，为此需要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截至2005年4月，在上海市一级登记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仅为250家，社工组织所占比例甚小。

　　三是制度资源短缺。目前，上海还缺少一套包括社工资格认证、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度、薪酬标准指导制度、教育培训制度以及与此相匹配的义工制度等在内完善的社会工作职业制度体系；此外，关于职业社工的法律体系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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